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环境司法强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在“双碳”目标下,ESG体系建设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9年至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即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此作用具有长期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法治环境较好、司法独立性较强、环境执法强度较高的地区,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有过诉讼或环保行政处罚经历、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环境绩效较低的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环保法庭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环境治理加强、社会关注提升和信息披露水平提高来实现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司法“去地方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证据

高质量法治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司法“地方化”问题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地方保护的一种体现,阻碍着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便是中央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本文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巡回法庭设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司法“去地方化”制度创新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巡回法庭能显著提高覆盖区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在更易获得地方保护的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以及政府补贴倾向型企业中更为明显,但不会受到企业所在地是否是巡回法庭驻在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分割程度、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和企业投资效率是巡回法庭设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本文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提供了新证据。

荧光碳点在法庭药毒物分析中的应用进展

荧光碳点具有特殊的发光特性。由于其制作成本低、适用范围广、生物安全性高等优点,正在为法庭科学的多个领域提供帮助。文中概述了荧光碳点材料的合成方法、检测原理,在复杂基质检材中各类药毒物分析应用的特点,证明了荧光碳点检测技术可以为法庭药毒物分析提供一类新的解决方案。该技术在针对复杂环境、生物、食品样品基质分析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检测速度快,具有可视化分析特质,在法庭药毒物快速检测分析领域具有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文中对荧光碳点技术在本领域的研究和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地方国际商事法庭制度设计:挑战与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设立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下辖的国际商事法庭。两个层次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无疑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涌现的涉外商事争端提供了新的制度性公共产品。然而,相对于前者,后者的制度设计尚存在诸多问题。地方国际商事法庭专属制度供给缺失,尤其是现行涉外民事诉讼制度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存在较多掣肘之处,不能满足地方国际商事法庭解决争端的需要。可以适当借鉴以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为代表的域外经验,结合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实际情况,调整部分涉外民事诉讼理念,完善涉外民事诉讼制度,创新与地方国际商事法庭相适应的专属制度,优化地方国际商事法庭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增强其灵活性和开放性,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形象,保障地方国际商事法庭发挥应有功能。

“枫桥式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枫桥式人民法庭”作为赋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的新产物,是应对转型期乡村多元司法需要的创新举措,是现代乡村秩序生成的重要治理要素。“枫桥式人民法庭”在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大局的同时,面临着如何平衡中立审判与能动司法的冲突、如何融入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如何完善多元主体沟通机制等问题。完善“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乡村治理功能,要立足“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创新“进乡村、进网格”的工作方式,纠正法官拒绝裁判心理,打造专门法庭,理清审判与治理的限度;融合乡贤治理合力,探索打造汇集民意的习惯性规范;加强协同机制供给,推动标准化建设,实现联络机制的畅通高效,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司法力量。

“翻转课堂”在公选课“模拟法庭”中的应用与创新

高校开设公选课“模拟法庭”可起到普法宣传和法治教育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众群体的非专业性,也使该课程教学面临挑战。作为公选课的“模拟法庭”应转变教学目标,在保障课程实践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法律兴趣培养、司法程序体验等普法教育效果。“翻转课堂”教学理念的引入可解决课时较少和选课学生法学水平不一的困境。在课程各环节多运用“翻转课堂”的形式,理论学习环节采取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的原则,庭前准备环节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择案例和排练,模拟庭审环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手段以增加学生参与度,庭后总结环节通过多种形式复盘使学生多方位自主评析模拟案例,实现培养学习能力和优化课程效果的双重教学目标。

法庭口译话语特征研究——以运动员孙杨CAS兴奋剂仲裁案口译为例

孙杨兴奋剂仲裁案的听证会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体育仲裁事件。过程中的口译质量问题一度成为口译和涉外法律研究的焦点话题。本文以法庭口译的质量要求为基准,以听证会的话轮和话语特征为研究对象,剖析法庭质证过程中的口译质量问题与存在原因。本研究旨在帮助译员熟悉范式、降低负荷、提供策略,促进法庭口译研究和人才培养,响应加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家政策。

“法治学”目标定位下模拟法庭课程设置的优化

以争议问题解决与法治实践能力为落脚点的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应当成为“法治学”教育的目标所在,这一目标恰与独立化的模拟法庭课程相契合。目前,模拟法庭课程实践中出现了“表演化现象、重程序轻实体、重辩论轻调查、忽视庭前庭后工作”等问题。鉴于此,应当围绕“案例准备工作、课程中的情境设计、课程考察的核心内容、课程中的分组与角色轮换、课前准备与课后练习、考核评价与打分”等方面寻求对模拟法庭课程的进一步完善。

法人类学视角下的法庭语言研究

从不同角度对法庭语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运用法人类学领域的先行研究得出的概念和类型作为主要框架对法庭语言进行分析。通过考察审判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来证实其主张在传达方式和形式上具有规律性,并会影响主张的说服力和可信度。研究发现,审判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发言顺序、叙述逻辑的差异,根据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咨询管辖权限

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条文安排的特殊性在于,唯一明确规定全庭咨询管辖权的规范载于《法庭规则》而非基本文件,这根本反映了缔约国同意和法庭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庭的咨询管辖权限实质上取决于对《法庭规则》第138条的解释。区别于条约解释,《法庭规则》的解释应以事实权力和法律权力二分为原则,既要遵守《公约》《规约》和外部国际协定的赋权限制,又要遵循法庭职能限制。《法庭规则》第138条包含实质性判断咨询管辖权限之规范性要件,即国际协定与《公约》宗旨的相关性、“任何机构”的范围、“法律问题”的范围以及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裁量标准。为抑制气候变化咨询案的溢出效应,对《法庭规则》第138条实质性要件的解释应当符合源自外部赋权和内部职能的双重解释限制。

能动司法视阈下人民法庭治理型功能探究——以J省F县共享法庭的建设分析

人民法庭治理型功能的探讨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文章通过人民法庭对本地区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扩展纠纷治理渠道和主体,引入数治技术便民利民,将纠纷化解在萌芽,以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治理型功能的发挥以共识凝练和机制创新为基础,在描摹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现实局限的基础上,尝试解释乡村社区对治理型功能需求的内在机理,以期达成共识。在法庭创新上,结合F县法院共享法庭建设经验,提供一个契合司法治理型功能的实践样板,以此为人民法庭的新发展提供智识。

福田金融法庭以“融”文化夯基固本 走好新时代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创新路

法庭文化是人民法庭的灵魂,是人民法庭打造品牌、攻坚克难、持续发展的基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福田金融法庭作为浙江省首家专门办理金融和破产案件的专业化人民法庭,自2019年9月获浙江省委编办批复设立以来,提出了“融合、融通、融洽”的“融”文化理念,将法庭文化融入审判主业、渗入法庭管理、嵌入制度体系。以“融合党建业务、融入发展大局、融通内外资源、融聚人才力量、融汇使命责任”五个方面为抓手,福田金融法庭扎实推动“融”文化在法庭发展各维度的有效实践,为奋力走好新时代人民法庭现代化建设创新路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强力的精神支撑。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民事模拟法庭教学的检视与优化

民事模拟法庭教学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阵地,具有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立德树人的双重功能。当前高校民事模拟法庭教学中存在教学环节有缺漏、案例选取欠妥与模拟庭审表演化等问题,制约着民事模拟法庭教学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鉴于此,应立足课程思政建设背景,在对民事模拟法庭教学目标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完善模拟法庭教学环节、优化模拟法庭案例选取与增强模拟庭审实战性等多角度着力,破解当前民事模拟法庭教学的困境,实现“德法兼修”教育本旨。

法庭口译研究应该真正为中国法庭所用

论文就法庭口译如何真正为中国法庭所用做了初步探讨。法庭口译研究在中国尚处在起步阶段,很多问题已经得到初步探讨,例如:中国内地法庭口译与香港法庭口译的差距、中国与英美国家法庭口译的差距、法庭口译人才的培养、我国法庭口译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但是少有研究针是对目前中国法庭实际情况的。很多研究对中国法庭口译的实际问题、中国法庭的独特性较少提及。因此,论文针对前人的研究做了归纳和总结,将国内目前已有的法庭口译研究进行了分类,指出了在法庭口译理论研究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并对以后法庭口译研究的侧重点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努力促进中国的法庭口译研究真正为中国的法庭口译实践所用。

环境司法专门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保法庭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立法和执法角度展开研究,而对司法手段的作用效果关注较少。以各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分批设立环保法庭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研究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绿色创新效应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明显提升,且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渐进三重差分法探究环保法庭设立作用的边界条件发现,当企业为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所属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时,环保法庭设立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企业绿色创新策略发现,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诱发的企业绿色创新挤占了非绿色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对于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环境司法专门化是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制度,补充了既有环境规制研究对于环境司法关注的不足,为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的环境法治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法庭物证不同附着物上土壤的取样方法及源指示研究

土壤由于其广泛性和易于附着性等特点,在法庭物证溯源比对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为明确不同附着物取样方法对土壤性质的影响以及附着物上土壤的源指示作用,本研究选择在城市–城郊进行路线模拟,采集不同路段、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原土,并对每个采样点进行纤维类(手套)、金属类(铁锹)和橡胶类(鞋底)附着土壤模拟。对不同附着物分别采用了干刷和水洗/滴洗两种方法进行取样,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测定土壤样品。结果表明,取样方法对纤维类和橡胶类附着土壤样品的元素含量无显著影响,但干刷法操作更方便快捷;金属类附着土壤的滴洗法优于干刷法。依据土壤元素含量和主成分分析,纤维类和金属类附着的土壤可以与其来源具有较好匹配效果;由于鞋子(橡胶类)经过较长的路线后,鞋底附着的土壤反映经过路线的综合信息,其更多情况下鞋底样品与最后经过的土壤源更相近,主成分分析结合欧氏距离对鞋底土壤源指示起到一定作用。因此,纤维类、金属类和橡胶类附着物可为未知土壤样品来源推断提供依据,对于土壤源指示有一定帮助,但实际应用中需要采用多种分析方法结合环境信息进行综合判断。本次模拟试验可为不同附着物取样方法得到的土壤样品的比对和源指示提供依据。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域下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功能承载与发展展望

当今世界经贸秩序正经历复杂深刻变化,有效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已成为各国司法制度改革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关切,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设置专门化的国际商事法庭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域下,国际商事法庭制度的功能定位应着眼于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回应性目的,以及形塑国际经贸治理结构的建构性目的,法庭因此呈现国际化与特色化的样貌。相较之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既有定位过分偏重回应性目的,运行制度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特色化成分未能充分彰显。为此,法庭应立足全球视野,树立“双重目的”,凸显制度的普惠主义色彩,致力于加强中国司法智慧的国际表达,以期为全球经贸治理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