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目标,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要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着重厘清政府、高校、社会三大主体的权责和相互权责关系,实现高教治理主体的多元形态、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有效合理的协同治理结构,落实依法治教方针。推进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需要正视面临的新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程度激发高校自主办学的主动性与创新性,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想环境条件。

论人工智能透明度原则的法治化实现

随人工智能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透明度原则成为破解“算法黑箱”难题的钥匙。透明度原则包括形式透明和实质透明。形式透明是对人工智能基础信息的披露,使人工智能的部署使用处于非秘密状态。实质透明与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息息相关,强调对披露信息以可被理解的方式进行有意义解释,从而打破知识壁垒,使相关信息实现真正可知。透明度原则应在法治化实现上进行精细考量:在考虑现有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有必要根据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能力不同有区别地对披露和解释的信息内容提出义务要求,并针对不同人工智能的风险程度采取分级分类分场景的执行标准,从保护用户与公众知情权行使、确保国家监管权落实两方面推动透明度原则实现。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检视与规范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刑事检察,“四大检察”的提出为检察机关以更广泛的途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履职特色,使其具备了规范行政执法、推进公正司法的能力,这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相符合。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对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存在的有关机关不积极履职、不当行使权力等现象进行了监督,并引导企业开展了行政合规建设。当前,行政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着工作体系性不足、监督重心与现实需求错位、权力行使边界模糊等瑕疵。应当强化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为行政检察工作赋能,并针对行政检察履职边界问题,运用基于过程的国家权力分工和明确监督对象进行厘定,以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人民法院诉讼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为核心,秉持能动履职理念,拓展行政检察的可能作为空间,塑造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体系。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问题检视与规范建构

国土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空间,也是包含了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和权域空间,意味着国土空间规划不再仅是介入空间生产的技术治理工具,而是成为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目标的施政方式。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法治化是国土空间规划取得合法性的基本依托,也是证成其公权干预私权正当性的重要方式。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实质内涵是“良法善治”。“良法”表现为体系上的完整性、内容上的科学性和功能上的指引性;“善治”则需要构建横向联结的整体性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以及纵向传导的“压力-反馈”型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受制于内在和外在因素,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面临着顶层设计付之阙如、规划法治基础薄弱以及央地事权划分不清等多重困境。国土空间规划中所蕴含的权利、权力内容及其复杂关系,决定了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法权结构主义对其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宜依循“空间权力-空间权利”的逻辑展开。空间权力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力体系包括空间发展权的供给、空间规划权的配置以及空间管理权的创设,在权力配置上应体现出整体性、对应性和公共性。空间权利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目标。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权是包括狭义空间权(空间物权)和空间人权的复合性空间权利。空间权的复合属性及其立法缺失,以及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可诉性难题,亟待构建以“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为核心的空间权利救济体系。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的理论拓补与制度调适

地方政府债务是地方各级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财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需要制度支撑和保障,央地关系“上下”多层次的政治结构,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法治逻辑和实践维度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运用合理的治理手段和规制工具从债务的整体性和特殊性角度选择实践路径,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强化法治的制度基础,在央地法治协调的层面回应地方政府债务法治化治理的现实,从而充分有效发挥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政府债务负担进行合理管控和有效化解,以避免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发生。

营商环境优化背景下的信用法治化研究

信用法治化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法治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地都面临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机遇和重大挑战。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我国应实现顶层设计从政策化向法治化的过渡,强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防范信用泛化,加强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强化信用服务机构的培育机制,加强信用环境塑造。完善社会信用法治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数智治理:数字政府法治化发展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步入快车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从立法统治和机构改革等多角度积极探索数字政府的建设方式。党的二十大发出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前进号令,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不仅具有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价值意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法治”与“数智”有机结合的治理模式。以法治化为视角研究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治理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有助于发现并解决数据治理立法、执法、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法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促使数字中国向纵深推进。

甘肃省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甘肃省围绕制度建设、政务服务、行政执法、司法服务等方面积极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但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加强制度供给、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优化法治服务、强化监督评价、加强普法教育等方面提出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建设路径,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为甘肃省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保障。

轻罪治理法治化论纲

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在司法实践层面已进入轻罪时代,但治理犯罪的法律体系依然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犯罪结构与刑罚配置轻重失衡、实体与程序不匹配、过程与结果不相符等缺陷。在轻罪语境下,犯罪治理法治化的理念与制度安排较以前都应有相应的变革和突破。针对以轻微犯罪为主的治理对象,犯罪治理的理念和重点应当及时调整,应区分立法上的轻罪和司法上的轻罪,不再仅以法定刑三年有期徒刑作为确定犯罪类型的硬约束,合理扩大轻罪治理的范围;大力推行犯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在总则层面,改革传统的以监禁刑为主兼有死刑的刑罚体系,构建以犯罪分层为基础,以非监禁刑为主,种类多样且人性化的现代刑事制裁体系;营造正确看待犯罪现象,善待轻微犯罪犯罪人的宽容文化环境。通过完善犯罪治理体系,提升犯罪治理效能,并聚焦法治化目标构建各项制度,以期契合犯罪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形势和需要。

税务部门征收非税收入的法制困境及法治化路径

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增强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需要全面推进税费法治化建设。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是促进非税收入管理法治化的重大举措。税务部门征收非税收入面临法定原则、法律体系、征管权责、共治格局尚未法定等诸多法制困境,亟须探索破解税务部门征收非税收入法制困境的路径。为此,从树立非税收入法治化管理新理念、完善非税收入法治化管理新机制和探索非税收入管理法治化新思路三个方面提出提高税务部门非税收入管理法治化水平的建议。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产业布局政策法治化研究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凸显了政府意志,其产业布局政策应从经济规律、政策工具、法治保障的三维视角进行分析,并从中央视域下全国自贸港的总体布局与自贸港视域下产业园区再布局的二重结构作进一步透视,在此基础上借鉴域外经验,探索中国特色自贸港产业布局政策的法治化道路。当前,中国特色自贸港产业布局政策存在中央层面缺乏统一立法、地方层面文件层级较低且不完善等问题,建议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自由贸易港产业布局法》,将中央与地方关于自贸港设立、运行等的博弈引入法治轨道,再由海南省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园区管理条例》,建立自贸港产业园区的设立、调整及责任追究等具体制度。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仍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上存在欠缺、执法上监管合力不强等方面。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从促进监管部门有效承担监管职责、鼓励学校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家长塑造正确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概念分析、问题审视和路径选择

系统理解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主体、方式、内容、目标四个方面进行要素拆解,具体分析所涉及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选择问题、法制和法治关系认识问题、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基于概念解析来审视现实可知目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面临:民族法律规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关系有待进一步调适、民族事务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等不足。为此需要妥善处理民族自治区域立法方面自治与统一的关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充分协调民族法律和民族政策间关系,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全力构建多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新格局。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法治化:立法空间、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法政策学分析显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目前仍存在立法空间。为提高其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基于权利、平等与均等并重的立法价值取向,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两个方面进行建设。首先,建立国家、地方、部门多层次法律制度体系,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制定应当广泛征询社会意见并通过法制部门审查、政策转化为法律应当达到稳定的条件、加强法与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等方面建立法与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其次,建立包括主体、内容、程序、监督在内的一整套行为机制,逐渐推进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力法治化。

论新时代信访工作法治化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信访工作法治化改革持续推进,其制度成果集中体现于《信访工作条例》。新时代的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每个环节严格依法,做到预防法治化、受理法治化、办理法治化、监督追责法治化、维护秩序法治化。它建立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之上,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信访渠道汇集问题、依法分流处理、兜底解决剩余问题”的信访工作法治化模式。这种模式具有高度的实践回应性,信访渠道聚集问题有其社会心理基础,分流处理问题契合体制运行规律,剩余问题兜底解决有赖综合施策。这种模式不仅回应合法诉求,而且能有效回应政策性、情感性等各种诉求,体现了信访工作的群众工作属性,在法治化的同时保持了社会主义底色。

政党、权威与法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党的领导法治化探析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并明确其具体任务。法治既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法治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保障作用。党的领导法治化与政党权威的塑造、党的领导法治化与纪律、制度的承接发展影响了党的领导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和演变轨迹。要从科学立法、行为约束、行为保障、能力增强、文化生成等机制入手构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实现机制。

论中国独立调解体育纠纷的法治化进路——基于十国体育纠纷调解机制的对比分析

我国职业体育引发的体育纠纷迫切需要健全多元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进行解决。调解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被誉为宝贵的“东方经验”,而体育纠纷调解作为全新的法律服务模式,有助于推动体育纠纷多元地、快速地和有效地解决,但是我国现行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存在主体独立性不足、制度与规范欠缺等问题。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域外体育调解机制,主要从组织形式、机构性质、可调解纠纷范围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域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具有主体专门化与独立、程序规范化、范围限定与扩展等特征。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我国现有体育仲裁机构中增设体育纠纷调解机构;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作为我国体育调解制度内容的基本依据;3)以当事人自愿原则为基础界定体育纠纷范围;4)配备专业体育纠纷调解员。

以市场化法治化助推金融高质量发展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金融作为重点领域推进重大改革的一年。建设金融强国,必须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金融市场交易应该提升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稳中有降。同时,构建金融法治工作的大协同格局,应促进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为降低融资成本创造信任软条件。由于国内和国外的货币金融环境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通过落实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和法治化来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功能。

隐形之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治化重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发展至今,依据之广、数量之多、波及人员之众,早已超出预期。目前,该制度面临的正当性质疑主要包括:种类繁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对象泛化违反罪责自负原则、条件随意违反特殊预防目的、后果严苛违反罪刑均衡原则、自动开启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对此,建议坚持保安处分的定位进行法治化重构,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重构规范根据,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剔除间接后果,按照比例原则取消轻罪附随后果,按照预防再犯目的建立前后实质关联,按照再社会化要求创新复归社会通道,按照司法终局原则畅通权利救济程序。

以涉外法律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向与路径

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工作的关键一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需强化政府提供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为“请进来”的外国企业和公民提供法治化营商环境。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公民,既要加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涉外法务工作,为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还要鼓励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境外或国外的中国企业和公民,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要以培养高素质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依托,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量,为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充足有效的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实现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有效平衡,实现涉外法律服务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