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朝“华夷观”的理论重构与实践演绎

清朝为了稳固其统治,对“华夷观”进行了理论重构,认为“华夷一家”,而“华夷”的区分标准是居住地域不同。考查清朝官方文献中对“夷”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符合清朝的“华夷观”理论,但细研史料,发现清朝的“华夷观”理论与实践又存在磨合现象,主要是清朝从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视域做出的考量。总体来看,清朝对“华夷观”的重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上的一次理论设想与实践尝试,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清朝安置土尔扈特蒙古及渥巴锡部游牧地的迁移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曾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蒙古在其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冲破俄罗斯帝国卡伦防线,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伊犁河流域的边界地方。旋即在乾隆帝的允准下,顺利归附清朝。接着乾隆帝令土尔扈特蒙古主要领主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同时派遣大臣对下层属民迅速进行了分隔安置。其中,渥巴锡部的游牧地最初被安置在斋尔一带,然因此处接近边境,屡屡发生逃人事件,且又出现各种自然灾害和传染病。为此清朝政府结合渥巴锡的请求,给予各方援助,最终将该部迁移至珠勒都斯、喀喇沙尔一带居住。

论清朝的“稽查积案专例”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随着大规模的积案清厘运动的开展,“湖南积案议处成案”应运而生。“湖南积案议处成案”被制定的目的是对地方督抚司道积压案件的行为进行追责,其性质为专门性的单行行政法规。因律例纂修,“湖南积案议处成案”先后演变为“外省承审事件事例”和“稽查积案则例”,它们共同构成“稽查积案专例”。为防治积案问题,清廷制定其他相关定例与稽查积案专例进行衔接,地方清讼章程或省例对稽查积案专例加以补充。稽查积案专例因其追责对象的特定性,体现了首抓“治官之官”的治理逻辑。但因该专例被选择性适用而体现实效性差异,导致承审压力的分散与下移。单一的行政追责无法遏制汹涌的诉讼浪潮,清朝中后期一直存在积案问题。

清朝第一谏臣季开生诗歌中的谪人情怀书写

季开生被称为清朝“开国第一名谏臣”,后因谏内监赴江南买扬州女子获罪,被下刑部杖赎,流放尚阳堡,年仅33岁却因意外卒于戍所。诗集《出关草》为季开生在谪戍期间所作,多反映其在东北的谪戍生活与谪人情怀,内容充实、诗风淳朴、感情真挚,素有美誉。从追忆思乡之苦、异域生活之景、谪戍交游之情三方面来探讨季开生诗歌中的谪人情怀。以期通过对季开生谪戍诗歌与交游的分析探讨,为东北流人文学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清朝政府何以要废除科举——科举制废除后清政府官员选拔制度的变化与特点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文官选拔制度在清朝末年画上了句号。传统选官制度被废除后,清政府迫切需要一套有别于传统的选官方式来选拔能够应对时事的人才,应对统治危机。尽管清政府并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但其在废除科举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官员选拔措施所体现出的有别于传统的特征,在今天看来,也是不乏积极意义的。

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所建,入关后尤为重视文治。在帝王的亲自干预和朝廷主导下,开设了大量史馆,形成了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史书文本的建构是“大一统”观指导下的文化实践活动,又从不同视角立体书写着清朝孜孜追求的“大一统”观。清朝通过“明清易代”的史学表达传递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开创方略体记录王朝战争史昭示帝王“武功”,刻画了清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一统志为核心的系列志书编纂,则是为着重书写清朝远迈前代的“大一统”疆域规模。清朝如何利用史书文本来书写“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应当给予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清朝的“中国”概念

清朝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涉及清朝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对于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极为关键的概念。皇朝时期,“中国”并不是一个中性词,其表达着相对于“四夷”的优越性,是“华夷秩序”的一部分,且由此其也就被使用于“四夷”“天下”等语境中,这些也被清人所继承。就地理范围而言,清朝初年的“中国”相当于“九州”或者“十八省”,但从康熙时期开始,清廷就有意识地扩展“中国”的范围,将其等同于清朝直接统驭的范围,或者清朝的“疆域”。虽然相当于“九州”的“中国”依然被继续使用,甚至在民国初年依然有着影响力,但地理范围扩展后的“中国”则为近现代中国的领土奠定了基础。

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

瓦罕,是一个位于帕米尔高原最南面的土邦。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瓦罕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但乾隆时期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疏远,清政府不仅对瓦罕的求援置之不理,而且在布鲁特部落劫掠瓦罕人、牲畜一事上大多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乾隆朝之后,瓦罕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在浩罕骚扰中国新疆的活动中,瓦罕多次派人参与其中。1883年,在英国的纵容下,瓦罕被阿富汗吞并,中瓦宗藩关系正式瓦解。而这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英俄两国探险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来说,清朝与瓦罕关系的流转变迁,映照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以“朝贡”和“羁縻”为中心内容的宗藩体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列我藩服”:清朝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之法规范研究

随着疆域的开拓,清朝统治阶层结合自身的民族特点与政治实践,在继承明朝礼部主管之朝贡体制之外,发展出另一种由理藩院主导,针对中亚地区各外藩的对外理藩法律制度体系,进而形成了由《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及《大清律例》等不同层次的法规范中相关条文建构起的对外理藩的法规范体系。清朝通过对外理藩制度,将中亚地区各外藩与传统朝贡国分开,使得清朝的对外法律秩序体系相较于明朝的朝贡体制,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宫廷南疆匠役、艺人为考察中心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四方文明竞逐、多元文化碰撞融会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清乾隆时期统一新疆以后,一批批拥有独特技艺的南疆回人,包括金银匠、玉匠、画匠、编织匠、乐舞艺人、求雨祈晴人等陆续由南疆被选送至京城。清朝对包括南疆回人在内的各民族工匠、艺人的招纳和重用,塑造了清代宫廷文化的多民族属性,是有清一代物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缩影。他们做成的器物和参与的各类宫廷活动,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因时建中:论清朝地方秋审解勘制的演变

“因时建中”是清中期律例纂修的基本理念。清朝地方秋审解勘制在乾嘉道时期不断演变。其在乾隆朝变化剧烈,经历了被短暂废除到被恢复再到部分距省窎远之区秋审解勘制被变通的过程。各直省距省窎远之区秋审解勘制在嘉道时期接续变通。清朝秋审解勘制演变原因包括距离和安全原因、审转复核制和经费制约、行政机构和区划调整、地方大员推动。秋审解勘制演变体现了在经权原理和政刑传统的背景下,清朝处理中央和地方权力、整体和局部关系、法律的稳定和变通之间采取“因时建中”的立法特色。然而,时移世易,咸同以后就地正法的滥用给地方秋审解勘制造成重创,宣统二年(1910年),地方秋审解勘制也随秋审制的终结而落幕。

朝鲜王朝时期燕行使与清朝篆刻交流探究

文章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探讨了以朝鲜王朝时期金正喜交际圈为代表的燕行使在朝鲜王朝与清朝篆刻交流中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印章图样对比分析了朝鲜王朝篆刻与清朝篆刻的异同,揭示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印人篆文修养不足和篆刻创作动力不足等问题,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朝鲜王朝时期篆刻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海外影响力提供新视角。

罪与罚:清朝废官军台效力赎罪研究

废官军台效力赎罪是清朝废官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针对“犯私罪之人”的惩治性举措。从将废官解送京师、发配军台,到废官服役于军台,直至捐赎与宽免,清朝都定有明章。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体现出清朝中央及地方各部门间的联动关系、职官问责制度对官员的监督与约束,而且也彰显出清帝对用人取舍之权的掌控,皇帝是所有环节的最终裁决者。虽然清帝煞费苦心地区别各类废官,并对各种捐赎情况进行了审慎的分类,以期不同性质的废官都能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和经济惩罚,但在封建王朝周期性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军台效力赎罪之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在清末沦为一纸空文。

从《御制增订清文鉴》看清朝祭祀中的儒家文化

清朝极其重视儒家文化,在沿袭明朝旧礼和调整清代祭祀的过程中,始终以儒家典制为根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存在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因而官修满文词典所辑祭祀词汇既与中原传统记载有所差异,又显现出满汉文化的互摄交融。迄乾隆朝,清代祭礼日臻成熟,乾隆帝一方面尊崇古礼,直溯儒家礼制源头,另一方面又对其因时调整。这一过程,彰显了乾隆帝深厚的儒学造诣,对维护统绪、巩固政权大有裨益。

嘉庆朝英国入侵廓尔喀与清朝的对廓政策

1814-1816年,英国入侵廓尔喀。战争期间,嘉庆君臣多次拒绝援助廓尔喀,正是清朝对廓政策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体现。清朝对廓政策的形成与乾嘉两朝对廓尔喀的认知及属国身份的认同有关。对廓政策的施行,从短期目标来看,避免了西藏地方陷入外部战争;从长期战略来看,对清廓宗藩关系及西藏地方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

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的特征

清康熙二十三年实施开海贸易之后,为了管理在广州十三行开展的中西贸易,清政府以粤海关职权与职责为内容创设了海关管理法律制度,通过设定十三行行商的权利与义务构建了行商管理法律制度,围绕外商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了外来人员管理法律制度,在法制运行中形成了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体系。从法律渊源的维度审视,国家制定法奠定了广州十三行法制的规范基础,单行规章设定了广州十三行法制的重点规范,商事习惯法则是广州中西贸易管理规范的必要补充。出于适应新型广州中西贸易的管理需要,加之受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影响,清朝广州十三行法制具有近代性的特质,但从设立意旨、制度理念以及具体规范方面进行考察,其本质仍未脱离封建法制的窠臼。

“矜恤远人”:清朝前期的外籍船难救助制度

清朝是中国传统海难救助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政府积极立法,将外籍船难救助纳入了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从思想社会语境、船难救助主体与救护费用、难夷居留中国期间的赈恤、难夷的遣返等方面对清朝外籍船难救助的情况进行探讨,认为其是伦理道德下的国家政治外交活动。该救助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利于保障外籍漂流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维护清朝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清朝蒙古族马鞍的信息可视化设计

作为当前沟通人与繁复信息之间的桥梁,信息可视化必然会推进人类读图习惯和范式的创新与演变。基于视觉设计与信息分类的设计原则,选出典型的清朝蒙古族马鞍样例,并通过信息图表设计和交互应用的方式为其展示传播以及保护传承提供新的可视化解决方案。

清朝对新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路研究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新疆开启了多维度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设,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文章通过新疆建省前后清政府在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法律制度、文化教育、民族交往5个方面的建设考量及政策措施的梳理,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思考近代新疆问题发生的原因,为当前新疆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工程和实现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