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学画录》的创作美学研究

“以神造形”是石鲁《学画录》关于创作美学的核心主张。一方面,他通过“主观”“客观”“一般”“个别”“抽象”“虚构”等现代概念和语汇重构了以“心”“物”“形”“神”为代表的传统美学范畴,还原了国画创作的心理图式;另一方面,他又以“意”“理”“法”“趣”分疏国画创作中的“笔”“墨”“形”“意”等技术原则,重申了“物我同一”“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学画录》的美学主张,见证了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的探寻历程,同时也是新中国“十七年美术”赓续传统、谋求创新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妙机其微——石鲁写生画稿考察

本文主要讨论了石鲁留存画稿中的写生画稿,试图透过这些写生画稿,厘清石鲁艺术创作的“密码”。本文认为,石鲁写生过程中注重对媒介的使用,根据物象的特征而调整表现方法,善于挖掘物象不被注意的独特性,捕捉物象“普遍中的典型性”是画家写生的目标。

巧思的浮沉:《转战陕北》与石鲁的自我革命

《转战陕北》是石鲁的成名作,也是其最饱受争议的作品。《转战陕北》完成后曾是一段时期内中国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典范,但在六十年代却遭到突如其来的口诛笔伐。《转战陕北》虽然属于国家任务型创作,但与其他艺术家大多被动接收主题不同,石鲁本人也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参与者。石鲁将亲身经历、个人情感、艺术追求与官方对内容的创作要求相结合,在画面重要意象的选择、具体构图的取景经营、笔墨技法的使用等方面都打破固有的构思方式,努力探索主题与艺术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转战陕北》命运的改变与特定时期审美语境的转向密切相关。本文将梳理还原作品的创作过程,揭示其背后隐匿的艺术作为与个人情怀,以及作品构思与流转中石鲁进行的自我革命。

以生活为基的艺术生命世界——石鲁绘画小议

石鲁在现代美术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其绘画作品强调生活、创新和个体精神的自由抒发。他关注社会,关注生命品质,沿着“艺术源于生活”这条创作路线,经历不同时期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真挚、热烈、粗扩、雄浑的绘画风格。石鲁的作品是情感的激荡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论马克思文艺下红色美术中的人民性——以石鲁创作为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思想以人民为创作主体,必然体现出鲜活的时代内容和文艺特征,极大地拓新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性的价值内涵。通过探索“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发现红色美术作品中人民性的体现最具代表性。红色美术作品中的人民性不仅与那一时代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而且也与作者的人生阅历、人生感悟有着密切的联系。石鲁作为一位绘画技艺精湛的革命艺术家,他所创作的版画和新中国画不但深刻体现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革命精神,而且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倡导的人民性。本文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为价值向度介入石鲁艺术作品,通过对石鲁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及作用。

石鲁的笔墨价值及其在当代创作中的意义

石鲁作为中国画史上一位“形神兼备”的奇才,他把自己的理论思想,从生活、造型、笔墨三个方面全方位地诠释了出来。本文浅析了石鲁的笔墨价值及其在当代创作中的意义,着重分析了他的几种重要绘画思想理论以及能反映理论思想的创作,主要带着何为中国画的基础与本源、山水画与人是怎样的关系、传统与生活在中国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师古人应该师其“技”还是师其“意”以及意与笔的先后次序这几大问题来思考研究,深入剖析石鲁想要传达给世人的笔墨精神。

石鲁:笔墨内外的波澜

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历程中,石鲁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研究个案。他时而热诚地投身政治实践,时而醉心于艺术表达的探索与尝试。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必然反映出历史的更加深厚的内容。对石鲁的认识和理解,也只能通过对历史上下文的回溯才能得以揭示。

论石鲁早期绘画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

本文从绘画的语言风格与形式特征分析石鲁的早期绘画艺术创作,其现实主义风格呈现出革命英雄主义气质的“叙事”模式和以豪迈为基调的“抒情”模式。“叙事”模式的现实主义风格是一种在革命浪漫主义英雄观的主导下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现实主义风格是它的形式语言与外在表现方式,而对革命浪漫主义理想的追寻,才使得他的作品在本质上具备了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为热烈的感情和更为新颖的形式。“抒情”模式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时间与空间的表现上,呈现出有异于“叙事”模式写实传统的叙述结构和特质,在“情节”的处理上已有了新的突破。对“典型事件”描述的淡化和对艺术本体精神理想的张扬、表现性因素的增加,大大地强化了作品的人格力量,使其精神容量远远超乎了再现性艺术的表现力。

论画道畅神——从顾恺之“以形传神”到石鲁“以神造型”

"畅神"的画道追求,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共性所决定。对于"神"的追求之始终不渝,成为了中国画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千余年前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到现当代石鲁提出"以神造型",即为明证。与"以形写神"相比,"以神造型"的含义更深,视野更阔,容量更大。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发展,两者相比,后者是更高的里程碑,因为后者更得中国绘画"画道畅神"的本质的理论意义。

论石鲁绘画语言的时代性

石鲁作为新中国中国画艺术的革新者之一,在绘画语言与内涵的探索中对时代精神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和创造,在时代的推动下,对图式形态、笔墨语言、色彩语言等艺术语言进行了富有时代性的探索和表现,最终建立起了独具价值的个性化绘画语言与艺术思想体系,实现了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个人风格的统一,对当代中国画的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石鲁后期创作的风格特征及成因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石鲁的绘画风格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处于精神分裂中的石鲁,时而在疾病带来的幻觉中产生出一种极为活跃和奇特的艺术的想象力,那些由他创造的,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神秘莫测的符号化的绘画图式,正是画家在经验、幻觉与狂想的驱使下,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与磨难,转化成自由创造的下意识行为。

石鲁艺术思想浅探

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的大师,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的经历和人生反映出了这位坎坷艺术家的伟大思想。一个满腔热血、艺术上锐进、热爱生活、勤于创作的艺术家以其超前时代的作品,独辟蹊径的向人们诉说着人类命运永恒的哀愁。石鲁是一位坚贞的战士、纯粹的中国画家。大师的艺术思想是永远值得探索和学习的。

论石鲁绘画艺术的成因及精神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1939年投奔延安，开始以绘画宣传革命，因崇敬石涛和鲁迅，改名为石鲁并沿用终生。石鲁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绘画的大家。他早年在其兄长创办的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后到延安投身革命，开始进行艺术创作。石鲁的艺术成就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无路走出一条路——简述黄宾虹、石鲁、吴冠中的创造性思路

黄宾虹为什么一直吸引我？他只是一个集传统之大成的山水大师吗？为什么他对今天的中国画坛影响这么大？他的创造都在哪些方面？对他我们还有没有认识得不深不透的地方？他对我们的重要意义究竟在哪儿？石鲁是一个一直强烈吸引和影响着我的艺术家，尤其是他人生中前后两段反差巨大的命运和艺术变化，促使我深入到他人生和艺术的内部去探寻和思考。世人对吴冠中的评价，

感受精神 品味佳作——从石鲁作品看艺术价值

王仲先生在<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一文中谈到:"全部艺术问题的中心,是实践即出作品的问题,而出作品的根本问题是人(艺术家本身)的质量问题.当代中国美术现代化和出伟大的作品,关键问题不在于'反传统'和'引进西方艺术',而在于我们的艺术家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全面地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艺术创造力,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底力雄厚的艺术强者."……

人责我怪我何怪——《东渡》与石鲁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探索

《东渡》是石鲁1964年创作的一幅大画[1],大约构思完作于1964年的3至9月。[2]作品主题取自毛泽东及中央机关1948年3月23日从陕西佳县与吴堡交界的川口村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3]此次"东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地方走向全国,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968年撰写的《个人自传》里,石鲁讲述了创作《东渡》的原因:"1964年(45岁)为纪念国庆15周年创作《东渡》,同年出版石鲁画选被停售。"

主题性创作的时代经典——再论石鲁代表作的构思立意

石鲁先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家,更是古都长安孕育出来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英雄。他所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四十年为主,这个时期的美术创作以政治主题为特色。在20世纪的这一百年里,主题性艺术创作模式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比重,石鲁先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从1959年的《转战陕北》到1964年的《东渡》,横空出世,石破天惊,这也是“长安画派”开宗立派那五年的奠基之作。

雄壮与惨烈——石鲁与梵·高绘画表现性之比较探究

石鲁与梵·高是中西方艺术长河中的两颗耀眼的明珠,他们是中西方艺术创新的拓荒者,为中西方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们以狂肆奇崛的笔触语言和浓烈的色彩以及独特的画面形式张力表达着内心对于自然天地万物独特的感受。他们同样在绘画表现性、表现对象拟人化以及注重画面笔触的表现方面,都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但在情感的表现目的及绘画美学精神内涵方面却有本质的不同。

石鲁绘画艺术研究

石鲁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作为长安画派中的主将,无论是诗、书、画、印,还是在人物、山水、花鸟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突破和极高的成就,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上树立了一座丰碑。探悉石鲁的生活和艺术,研究其作品内涵,领悟其艺术创作精神,对于今天中国画的走向仍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