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化背景下被害人承诺的效力问题研究

被害人承诺作为出罪事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在其效力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利益衡量说有效协调了公民的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利益衡量说的基础之上,结合刑法效果的类型可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形态分为有效、生效、无效等三种类型。通过借鉴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四要素,进一步明确有效、无效、生效的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具体内容,形成逻辑缜密的被害人承诺效力体系,从而实现入罪与出罪的平衡。

被害人承诺语境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被认为是一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医疗行为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承担了这一角色,阻断了正当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专断医疗行为是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没有取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治疗行为,该行为不具有适法性。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专断医疗行为确实为法秩序所认可的正当行为,但从事实层面出发专断医疗行为是医护人员未取得患者同意施加的伤害他人身体的存有故意的行为,专断医疗行为结果的正当、合理并不能够改变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事实上,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被评价过”的规范概念,其内涵是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医疗行为与专断医疗行为是相对立的概念。

被害人承诺研究

从法谚“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演化出了被害人承诺问题。从我国刑事法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 ,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是不充分的 ,盖因在《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被害人之承诺。但是研究被害人承诺 ,知晓被害人承诺的刑事法依据、被害人承诺的构成 ,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以及讨论现实中的治疗行为、安乐死等问题会起到帮助作用。

被害人承诺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出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二)》增加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的犯罪规定,新《公司法》亦规范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与责任,二者同频共振,被害人承诺有效衔接了该类犯罪与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应当认定该类犯罪保护法益是企业财产权益,属个人法益。公司有自身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应当认定企业财产权益的承载者是公司而非股东,且应当将公司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案中的被害人。被害人承诺的作出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形成,不能害及债权人等第三人的利益,必须于结果发生时存在,不允许事后追认。

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成立之刑法基点在于刑法的公法性和谦抑性;被害人承诺之刑法成立条件分为基础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被害人承诺之刑法后果因其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异,全部有效成立的被害人承诺,对行为人而言是正当化事由,当然阻却犯罪,而无效承诺中的部分无效的被害人承诺对于定罪与量刑也有着相当的意义。

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分析

被害人承诺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通常作为损害行为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它因法益的欠缺而使其获得了存在的根据。近年来,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从阻却违法层次提前到阻却构成要件该当层次的"一元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盛行。从中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和刑法分则三个角度考察,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难以找到存在的根据。对此,应当在体系性评价的基础上,改良或变革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

论活体器官移植中的被害人承诺——从刑法的视角

活体器官移植的正当化根据是被害人承诺 ,进一步讲 ,是医生行为具有排除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社会相当性。供体作为被害人 ,其承诺的生效要件是 :承诺者具有处分器官的权利 ;供体的承诺出于真实意愿 ;供体的承诺是符合法定程序的意思表示 ;目的和手段的正当性 ;合理的法益权衡 ;不可再生器官移植中 ,还要求供体与受体间具有特定关系。供体承诺的对象不仅包括行为还包括结果 ;双生儿之间器官移植应予肯定 ,其法理是紧急避险 。

被害人承诺探究——民权刑法视域中的利益衡量

刑法意义的被害人承诺是构建于以民权刑法为基石的利益衡量说之上的。被害人承诺是适格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之时间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而被害人承诺过当可减少行为违法性。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比较分析

被害人承诺是刑法正当行为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是公民人格上的自由自主权利在刑法上的体现。在有关被害人承诺的诸问题中 ,成立要件是其核心要素。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 ,结合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与我国学界的观点 ,对被害人承诺的承诺权限、承诺能力、承诺的真实性等成立要件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和分析。

被害人承诺三题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超法规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中应该将其定位于犯罪客体要件之中;基于被害人承诺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刑法的保护法益机能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的实现在此主要表现为对个人自己决定权的尊重;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为具有承诺能力的被害人在侵害法益行为发生时就个人能够处分的法益作出明确的承诺以排除侵害法益行为的犯罪性。

被害人承诺无权代理研究

被害人承诺无权代理是被害人承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被害人承诺代理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被害人承诺代理与推定的承诺和假定的承诺相比,具有尊重被害人自我决定权等优势。明确被害人承诺无权代理的相关问题,能够极大地夯实被害人承诺代理的理论基础。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代理和有效的被害人承诺,是被害人承诺无权代理的判断标准。被害人承诺的无权代理可以分为滥用监护权的承诺代理和不当处分重大法益的承诺代理等类型。被害人承诺无权代理进一步涉及刑事责任问题的讨论。

被害人承诺正当化根据再思考

被害人承诺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性事由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对于它的正当化根据存在较大争议。正确地界定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对于司法实践有很大帮助。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基于社会相当性的利益衡量理论。在实践中,生命法益绝对不能承诺,身体健康法益以及其它个人法益在符合社会相当性范围内可以有限承诺。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被害人承诺理论之立论界域——刑法冲突价值之调和

被害人承诺理论作为刑法的边缘性理论,其立论的界域问题成为刑法探讨这一理论之肇端,被害人承诺理论之界域跨越私法视域与公法视域两个部分,其合理存在的根本依据在于这两种刑法根本价值之调和。私法视域在公法视域的最大让渡之下所形成的合理利益才能成为被害人承诺的价值领域,承载合理利益的出罪机制以及宽缓模式则最终决定于刑法于犯罪的双重评价模式以及"同意的故意"与"违逆的故意"的理论区分。

关于被害人承诺有限性之正当性根据考量

被害人承诺尽管是对自身权益的自决放弃,但其权益承诺处分的范域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之设定又具有正当性,其根据源于:一是刑法的公法属性限定了个人自决权的行使范围,即不能突破维护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所设定的底线;二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警示个体不能也无法脱离于社会,被害人承诺必须顾及到对社会的影响和导向;三是法的价值理念已由个人本位嬗变于社会本位,这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持久保障首先要实现社会利益的确保。

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承诺之效力探究——基于被害人承诺理论的展开

儿童对拐卖行为不具有理解能力,其承诺无效,基于其承诺所发生的拐卖行为具有违法性。对于妇女的承诺,其效力应分为不同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基于妇女的承诺所发生的拐卖行为,由于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承诺无效,拐卖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可以作为酌定的从轻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基于妇女的承诺而发生的奸淫行为,可以阻却奸淫行为的违法性。

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性质的认定及处罚——以周海宏等故意杀人案为例

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一直是刑法正当化事由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周海宏等故意杀人案为例,探讨了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分析了被害人承诺的行为成为排除犯罪性行为的构成要件,它们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时间要件,特别是在客体要件中重点分析了生命权不属于承诺人享有处分权的权利,因此杀人行为虽然经过被害人的承诺,但仍构成故意杀人罪,不过在量刑上可以从轻处罚。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进一步加深对被害人承诺问题的研究。

被害人承诺对生命权之例外研究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源于现代刑法对个体意志自由的尊重;但被害人承诺的范围并非任意,对生命权的承诺就是一个例外。这归因于自由的真谛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逾越了法律的藩篱,个体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生命权是享有自由的载体,对其放弃的承诺是毁灭自由权主体本身,因而刑法禁止被害人对其生命权的承诺。生命权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具有不可让渡性;但基于尊重生命尊严和保障生命质量的目的,安乐死或许是被害人承诺对生命权例外之例外。

被害人承诺探析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合法化事由。对大多数仅关涉个人法益的犯罪之承诺具有合法化的效力,但对于人身及生命的法益,尤其是关切于公共的法益则不然。被害人承诺必须在承诺能力、承诺瑕疵、承诺对象、承诺的主观要求等方面符合一定要求方为有效。

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

被害人承诺以正当化根据为理论基础,以成立条件为核心要素。被害人承诺有效成立的条件,涉及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因此,只有严格区分和限定被害人承诺成立的有效范围和条件,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