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从属性标准——基于3016件涉平台劳动争议案件的实证研究

通过研究中国裁判文书网9年间共3016份涉平台用工案件判决书,发现平台用工加剧了劳动关系的模糊化和隐蔽化,法官选择从属性标准的要件与要素时任意性较大,从属性标准的解释倾向不同导致裁判尺度宽严不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形式审查理念存在弊端、从属性标准的适用规则不完善,以及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路径并存。未来需充分考虑平台用工的异质性,在理念层面对从属事实进行实质性审查,在规则层面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要件+要素”模式的一般标准,在司法层面明确个案价值平衡的特殊认定标准,以多层指标构建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体系化规范。

政府审计整改报告及其认定机制:现实基础和优化路径

政府审计整改报告就是审计整改责任主体关于其整改责任履行情况的报告,所有承担审计整改责任的单位都应该提出审计整改报告。基于政府审计相关的委托代理关系所确定的政府审计整改责任主体,政府审计整改报告体系及其认定体系包括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整改报告、相关部门的审计整改报告、审计机关的审计整改报告和本级政府的审计整改报告。文章分别分析了上述不同层级的审计整改报告及其认定的现有基础和优化路径,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政府审计整改及其认定机制的认知,并为建构和完善相关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量化认定系统设计研究

在当今社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加,这给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量化认定系统显得尤为重要。该系统不仅可以有效地帮助高校更准确地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份,还可以为这一群体提供更精准的教育资助和支持,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文章旨在探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量化认定系统的设计与研究,为高校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专利批量维权中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与规制路径

目前,我国专利领域批量维权现象较为突出,“流水线”式的维权活动具有涉案专利权利基础相同、案情类似,对小规模终端销售主体批量公证取证后起诉等规律性特征。专利批量诉讼是权利人维护知识产权的合理手段,具备正当性,但批量维权行为可能因以谋利为目的、使用权利基础不稳定的专利等因素而存在恶意诉讼的隐忧。国内部分法院在处理涉及专利批量维权的恶意诉讼案件时,普遍存在着认定标准不统一、规制手段单一等突出问题。结合美国和欧洲对NPE(非专利实施主体)和PAE(专利主张实体)恶意诉讼的认定及规制的域外经验,我国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完善专利批量维权中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甄别手段,完善批量维权审查修正机制与完善诉讼程序,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多重规制措施实施综合治理,破解批量维权中的恶意诉讼难题。

骗取贷款罪的“欺骗手段”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骗取贷款罪是我国维护金融管理秩序,打击市场经济犯罪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司法实践之中,骗取贷款罪却因为“欺骗手段”具体内容限定缺失问题而导致其打击犯罪的效果大受影响。在刑法中认定,骗取贷款罪的本质是欺骗,是行为人以贷款为目的而对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的欺骗性为。既然是欺骗行为,那么对欺骗行为的欺骗手段的理解与认定就变成了识别和打击这种欺骗行为的关键。文章以骗取贷款罪的欺骗手段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欺骗手段的司法理解与司法认定实践,探讨骗取贷款罪“欺骗手段”司法认定的完善建议。

平原河网地区内河通航水域认定原则及通航标准研究

针对内河通航水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管理边界模糊、认定原则不一、通航标准空白等问题,结合平原河网地区地域及水域特点,通过梳理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各地已发布的通航水域管理文件,以满足使用需求和保护通航资源为原则,提出将航道、现状有运营码头的河道、现状有货船通航的河道、地理区位重要且对现有航道网络能起到补充支持的河道、拟开发水上游览经营活动的水域、目前无通航需求但仍具备一定通航能力的河道等6类水域认定为通航水域;现状通航条件较差且无规划使用需求的水域以及城市园林水域不宜认定为通航水域。另外,本着适度合理的原则,提出河道、湖泊等通航水域上的通航标准。研究成果可为通航水域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参考。

《石油和化工设备》列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批学术期刊认定名单

2015年10月20日,我刊收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出报刊[2015]625号文件,正式通知《石油和化工设备》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主管的首批学术期刊。2014年12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首批学术期刊认定名单,其中《石油和化工设备》列1217#(排名不分先后)。

我国重要数据认定制度的探索与完善

重要数据认定是国家数据安全监管的基础性制度,明确该制度是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必然要求,是落实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要举措。对此,我国相关配套规定和国家标准进行了积极探索,从早期尝试列举重要数据具体范围,到目前已转向规定重要数据认定规则,但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规则体系。完善我国重要数据认定制度,要在厘清重要数据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基于风险的认定规则体系,主要包括明确重要数据认定的领导体制、细化重要数据认定的条件标准、厘清重要数据认定的疑难界分以及健全重要数据认定的程序机制。

公司实际控制人司法认定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模式,而有效规制实际控制人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命题,在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背景之下实际控制人被赋予了新的定义。由于公司法条文规定的语义原则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司法认定标准较为模糊,对实际控制人的穿透监管与追责难以开展。从司法与监管在实践中对实际控制人认定差异的实证研究入手,厘清实际控制人认定应坚持实质主义为原则、主观控制意图与客观控制要素综合考量的司法认定标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解读及管理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国家为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设立的一项重要政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严格,旨在选拔出具有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本文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概述出发,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进行解读,并结合当前认定管理存在的部分问题,提出认定条件管理建议,力求为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解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丧失及身份丧失后的权益保留,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引导乡村善治、助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定义及认定应以户籍为基础,但不宜强制要求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需以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提供,也不应把二者之间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成员身份定义的必要条件。丧失成员身份的规定中,可以用“户籍+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类型划分方式,把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等群体排除在组织成员之外。对于务工、经商、服役、就学等原因“暂时离开”的成员,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核心财产权益的保留时间不宜一概而论,可根据权益性质确定合理的保留期限。《草案二次审议稿》可通过细化、完善涉及成员身份的相关规定,保护农村居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居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作品认定困境与可版权性标准构建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元化应用,助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新业态的井喷式发展。AIGC在外观形式上已经高度趋同于人类创作的作品,但因受限于作品创作主体的逻辑,引发了AIGC“作品”认定的制度困境。从独创性、审美意义、价值宗旨、技术逻辑这四个要素出发,对AIGC的作品认定进行综合解析,不难发现AIGC已经具备可版权性的基础条件。因此,理应加快立法步伐,重构著作权法的作品类型制度,新设AIGC“作品”法定类型,以明确AIGC的著作权法保护路径,为AIGC的出版、发行以及市场交易等版权新业态提供制度规范与支撑。

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群体特征与审计责任认定分析

本文基于2019~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涉及交易造假类收入舞弊样本及其处罚决定书,分析第三方配合上市公司进行收入和利润造假的严重程度,并通过文本挖掘提取配合财务造假第三方的相关信息,借助于工商大数据进一步分析配合财务造假第三方的企业性质、规模特征、关联关系等群体特征。基于这些样本分析和紫晶存储案例分析,发现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是导致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从追究配合财务造假第三方法律责任、认定审计责任时酌情考虑第三方配合财务造假因素、秉持过罚相当和比例原则合理确定审计失败赔偿金额、关注异常信号以提升财务造假识别能力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荷兰先前学习认定何以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学习和职业发展

荷兰为了发现和利用更多潜在的社会劳动技能,并推进终身学习,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双轨制先前学习认定体系,在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两个轨道识别、承认和认定学习者在非正规、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通过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实施多主体协同合作、确立国家资格框架居中联结、形成配套认定程序与方式等,先前学习认定将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职业院校、应用科学大学和行业企业广泛应用,促进了学习者的个性学习和职业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具备实施先前学习认定的法律依据和政策基础,在制度建设和办学实践上可以从荷兰的经验中获得借鉴和启示。

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政策的演进逻辑及优化路径——基于全国87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中央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关于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或办法,以加快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对1995—2023年我国出台的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将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政策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内涵发展阶段和全面提升阶段。但在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政策过程中依然存在认定范畴不够明晰、认定条件有待细化、认定保障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政策体系;制定完善的运行机制,为政策落实提供有效保障;优化配套制度建设,为政策运行提供良好的氛围。

国际视野下学习成果认定的保障机制及其启示

学习成果认定是21世纪各个国家共同关注和探讨的课题。在终身教育背景下人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增加、教育全球化趋势下教育合作与交流愿望强烈、非正式学习成果理论的兴起等诸多因素的催生下,学习成果认定越来越重要。从国家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在学习成果认定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而成熟的经验:认定主体、认定流程、认定方式、认定原则、认定结果等五方面构成了学习成果认定的制度内核;法律法规、组织机构、经费投入、信息公开、质量监控等因素共同组成了学习成果认定的质量保障机制。当前,我国学习成果认定存在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备、资历标准不健全、课程标准不统一、质量监控机制未建立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学习成果认定工作的深入推进,需要相关部门制定措施加以解决,如构建学习成果认定的法律政策体系、制定资历框架标准以促进学习成果沟通、实施全国课程标准建设推动学习成果等值、建立质量监控体系保障学习成果的公信力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逻辑脉络及其展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确定是该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集体所有权不具有共有和总有等所有权构造类型的特征,同时投资关系说和类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论都不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渊源进行合理解释。在民法规范语境下,应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定为集体所有权主体。就成员资格和成员权利的关系而言,两者相伴而生,成员资格实质上是从权利主体角度对成员权的描述,为成员权在主体面向的表达。基于此,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实质是对农民所享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予以确权。我国农村传统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户是基本经营单位,从逻辑上应当将家庭成员与以家庭为单位取得权益的关系确定为按份共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应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非农户。城乡二元体制导致户籍这一本质上与成员权利取得不具因果关系的因素被纳入认定标准之中,其证明作用不应被忽视。在传统路径下,应构建以出生事实为核心、其他亲缘关系为辅助的主体判断路径,同时明确列举其他除外情形,形成正反双向的认定机制。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股权类型设置,集体固有成员与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在范围上并非完全一致,未来应以恢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成员权的私法属性为目标,分阶段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制度进行渐进性改革。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陕西省“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研究

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并启动认定工作。规范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准入、培养、考核,成为各地当前高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分析了陕西省“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更好推进认定工作,有效推进全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数字经济条件下电商平台责任认定难题和治理出路

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在为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交易平台时,其凭借与二者间形成的平台服务关系,间接地对交易关系发挥着实质影响,成为隔离买卖双方的信息要素持有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立法虽然严格地规定了电商平台的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但在因平台消费引发的民事案件中,极少出现判令由平台向消费者担责的判例。细究判理,虽然立法上有较为全面的责任设计,但与个案层面人民法院需要遵循的追责逻辑并不契合,立法规定的电商平台责任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境。从实践情况看,困境集中表现为:在认定平台存在主观明知时缺乏裁判标准,在确认违法经营行为出现后电商平台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时缺乏明确的程度衡量规范,导致消费者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根本上讲,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仍秉承电商平台是交易辅助人的传统思维。这与其在数字经济凭借技术优势对买卖双方享有的强势地位并不相符,故而应当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构建涉电商平台纠纷的数字经济责任模式;在价值理念上纠正商品服务关系中认定电商平台的误区,回到平台与用户的数字信息服务关系上,明确其应当负有的法律责任,促进平台与政府、用户、社会主体共同打造数字经济秩序的治理合作关系。

交叉与重叠: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红色档案认定研究

文章选取25份和红色档案相关的省级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红色档案概念界定、认定机制、认定程序、认定级别、认定标准五个维度探究不同省级行政单位在红色档案认定政策制定方面的异同,发现我国在红色档案认定方面存在政策制定不足、概念界定不清晰、具体规范有待细化与完善、跨领域协作稍显薄弱的问题,据此提出明确红色档案认定实质、扩大并深化红色档案与红色资源研究、深化红色档案认定政策制定与实施、组建红色档案认定专家团队的改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