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堂县人民法院:创新构建审判机制 守卫保护碧水蓝天美丽家园

2022年以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人民法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建立健全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机制,提档升级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内延外伸环境资源审判职能,服务保障金堂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绘就天府水城美丽新画卷,谱写环境资源审判新篇章。

信用基础视角下公司、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利益的平衡——兼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六条

股东出资认缴制改革在赋予股东出资时限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公司流动资金减少,当公司不能按约清偿债务时,债权人能否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资本缴纳制度并非是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合理手段,加速到期也并非是对资本原则的遵守。该制度下股东承担的补充责任不仅与我国立法中的其他补充责任相冲突,而且对主体间关系不适当的内外划分也使得加速到期对股东的期限利益保护不力,存在过度保护债权人的倾向。公司信用基础是平衡公司、公司债权人及公司股东利益的理想视角,以稳定信用基础为核心,兼采价格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实现三大主体的利益平衡,对保障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公司股东期限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债权均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

论金融机构数据挖掘的法律规制——以金融机构安全保障义务与数据挖掘权的平衡为视角

新发展环境使金融机构的潜在客群数量激增,对金融数据进行挖掘已经成为金融机构朝普惠金融方向发展的必然举措。伴随金融数据价值的提高,保护金融客户的金融隐私权日益成为金融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新内容。在数据挖掘冲击金融隐私权的困境中,金融机构急于在数据挖掘与保护金融隐私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对金融数据的有效利用。为实现金融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与数据挖掘权的平衡,可在将金融数据定性为财产性权益的基础上,将通知金融客户作为金融机构开展挖掘行为的前置条件,以脱敏规制作为数据挖掘的程度标准,并在金融客户主张挖掘行为侵犯其金融隐私权时,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和惩罚性赔偿机制,综合规制金融机构的数据挖掘行为。

鉴定结论运用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司法鉴定的讨论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这些讨论中,更多的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鲜有从鉴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本文从司法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入手,分析了法律规定、法院及其他司法机关、鉴定人等方面的原因,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体制、明确鉴定人任职资格、明确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委托权的行使、赋予当事人申请鉴定权和申请回避权、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明确科学的行业技术标准和操作规定的立法建议,并提出了在现有法律规定前提下,采取正确确定鉴定人出庭范围、明确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制裁拒证鉴定人、明确鉴定结论审查内容以及补充鉴定、重新鉴定适用条件等对策。

冲突下的侦查——评《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

侦查是伴随着冲突而生的,在当下,基于技术的进步、价值多元和观念更新等,侦查中所包含的冲突更是愈演愈烈。《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指出了侦查的冲突,更提出了嬗变的机遇。该书能够兼顾承前启后,不仅总结了既有侦查理论,还重新解读了侦查历史,提出了和谐侦查的创新性概念,同时,该书理论与实践并重,既提出了侦查动态性、侦查冲突性、侦查语言、侦查拟像和侦查客观化的概念,又将各项主要的侦查措施进行细致的构建,最后还重点探讨了某些热点问题。该书的另一重大价值更在于启发了侦查学界及实务界对侦查和谐化的关注、自省、思考。

《民法典》合同编典型合同类推规则的检视与思考

《民法典》合同编第二分编对《合同法》(已废止)及其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规则进行了继承、改革和创新。若以“法无正条而援引比附”作为判定类推规则的标准,典型合同中共有19条类推规则。从规范内容上看,第二分编的类推规则可被分为具体规则类推、典型合同类推、类型合同类推与无名合同类推四类;从规则来源上看,第二分编的类推规则可被分为直接继承型、修改型和新设型三类,修改型又可被分为实质性修改型和非实质性修改型,新设型又可被分为因旧法修改而新设和因新法而新设。第二分编中的类推规则所指向的规范内容,大部分因被援引法律的规范事实构成和欲解决案件的具体事实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具有类推适用的合理性,但也有部分本处于法定可类推适用范围的法律规范,因具体案件事实的特殊构造,不具有被类推适用的可能性。

构建我国诉辩交易制度的设想

一、诉辩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虽然从其产生时起就有着存与废的争议，但100多年来非但没有因为其固有缺陷的影响而减少或消失，反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审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许多传统的六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也吸收、借鉴了诉辩交易中的合理因素，确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诉辩交易制度。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修复性司法之借鉴 由一篇报道引发的思考

2007年1月31日，《羊城晚报》以《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偿5万轻判死缓——东莞两级法院希望通过对“赔钱减刑”机制的探索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为题，从正面作了这样的报道：广东东莞两级法院提倡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进行调解，对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2005年11月1日晚9时许，被告人王×等抢劫致蔡×生死亡。蔡是家里唯一劳动力，

保险案件中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司法实践问题

【案情】 2005年5月27日．金堂县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公司）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保成都分公司）为其所有的一辆轿车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险种．保险期限自2005年5月27日零时起至2006年5月27日二十四时止。

执行救助与公益众筹的衔接

当前法院执行实践中面临的执行不能问题普遍而严峻,而部分被执行人由于生活窘困或被监禁导致经济来源阻断等因素,客观履行不能之情形亦难避免。对于因此陷入经济困境的申请执行人,执行救助扮演了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的重要角色,而司法实务中执行救助机制的运行效果却不如人意。公益众筹作为市场化与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融资方式,其蕴含的公益慈善内容与执行救助理念殊途同归,实现两者间的良性对接,既有助于破解困扰执行救助运行的资金短缺难题,也可为社会公众提供一条更具权威的公益慈善渠道,达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