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报告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多元文明语境,尊重各个文明的异质性,在“不同”的基础上寻求价值共识的“和”,比一味求“同”更接近本质。《论语·子路》载:“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注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编辑部报告

现代阐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在理解者视域和文本视域融合中不断生成的。正如韦勒克所说:“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5页)中国的古典文学拥有悠久的文本阐释传统和丰厚的阐释学思想遗产,《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编辑部报告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用“秘响傍通,伏采潜发”来表述文学创作中运思活动的无边无际,在文学发展的脉络中,正是这种灵活广大而沟通古今、联结内外的特质,才最终塑造出了越发精深、愈加博大的文化底蕴,传承与反思的力量在此尽数体现。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评杜诗有言:“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对杜甫诗歌在风格、体式上包容古今的特点作了生动描述,宋人如苏轼也给予杜诗“集大成者也”的评判,可见杜诗的诞生不仅有赖于个体的才思,更是之前历代先贤成果奔涌到此的必然。应当说,杜甫等璀璨的文学明星是中国文学根脉之流溅出的水花,虽然耀眼,却不可忽略其身下浩瀚的积淀。庾信有诗云“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其十九》),这虽是其故土之思,而文学岂非亦然?将视角放诸纵向的历史,遍览发源“骚雅”而讫于今日的文学之潮水,我们总能窥见暗伏其中的古今根脉,无数后代学者、作家循着来自遥远过去的声响从而文思并发,使得发凡于千年前的文脉细流终于汇成如今的蔚然大观。

编辑部报告

文学研究的本位是什么?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发掘与阐释,古代文学思想观念的梳理与重构,如何回应文学研究本位的诉求?抑或文学研究的本位、文学主体、文学性,在当代跨学科、多视角交互融通的研究视域下,已然不再是一个需要过多讨论的问题?文学研究的“中心”是否已然不再重要?曾几何时,当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孰重孰轻的争执逐渐淡化,当欧美新批评对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作了明确划界,当海德格尔倚赖荷尔德林的诗歌来摆脱近代哲学的失语症,似乎“诗意”栖居尘世的理性世界拥有了合法性,似乎文学的本体性、文学研究的本位得到了彰显.“文”已不必载“道”,“文”本身就是“道”,“文”展现了要眇身姿,当“道”尘满面鬓如霜之时.

编辑部报告

由“诗学”而“诗教”,是近年来古典诗学话语的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显示中国古典诗学在当前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古典诗学不复仅拘囿于学术象牙塔中,而逐渐对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进程发出声音,凸显了文化自信.

编辑部报告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云:“仲先诗有‘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仲先既没,集其诗者嫌‘烧叶’贫寒太甚,故改‘叶’为‘药’。不唯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所谓求益反损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云:“东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茘枝诗》注云:‘予尝谓茘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珧柱、河豚鱼近之耳。’又曰:‘仆尝问:茘枝何所似?或曰:茘枝似龙眼。客皆笑其陋,寔无所似也。仆曰:茘枝似江珧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此可谓善于比类者,若魏文帝、庾信方之蒲萄,乃至谬耳。《艺苑雌黄》殊无鉴裁,遂言东坡比类仅与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闽广茘枝高下不同则可,若言东坡不善比类则不可也。”

编辑部报告

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云:“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苏轼《僧清顺新作垂云亭》云:“天怜诗人穷,乞与供诗本。”诗人以诗眼观照山川物色,以言语为基石,陶冶“造物者之无尽藏”,构造出瑰奇的诗意新世界。人与物在自由广阔的诗境里连结,而连结的方式却不尽相同。

编辑部报告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批评史上,后代对前代理论的阐释、接受与发展是推动文学理论前进的一个重要方式。文人们不时回顾过去,追溯他们所认同的精神源头,重新思考文学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异代有知音"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后世的"知音"们或是对前人的作品、理论进行独到评论,做出深刻阐释,或是无意识地神合,在文学创作上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开章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

编辑部报告

文、史分界而不分家,“《春秋》与《诗》相表里”(章学诚《校雠通议》),“倘若说一切的诗中都有历史性的因素的话,在对于世界的每一种历史性描述当中也都有诗的因素”(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但有关文、史边界判定的标准,在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的深入发展中逐渐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文、史边界可能仅在于文采、修辞这一维度。《左传》载孔子之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编辑部报告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云:"《诗》无达诂。"对于《诗经》的阐释,向来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苏轼《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诗云"诗无定律君应将",就诗律而言,也不必下绝对的限定。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歧,纷纷扰扰,争论不休.

编辑部报告

清初诗坛魁首钱谦益曾主张一种“鼻观”的读诗法.其《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说:“人间诗卷,聊一寓目,狂华乱眼,蒙蒙然隐几而卧.有隐者告曰:‘吾语子以观诗之法,用目观不若用鼻观.’余惊问曰:‘何谓也?’隐者曰:‘夫诗也者,疏瀹神明,洮汰秽浊,天地间之香气也.目以色为食,鼻以香为食.今子之观诗,以目青黄赤白烟云尘雾之色,杂陈于吾前.目之用有时而穷,而其香与否,目固不得而嗅之也.吾废目而用鼻,不以视而以嗅.诗之品第,略与香等,或上妙,或下中,或斫锯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嗅映香,触鼻即了,而声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举,此观诗方便法也.’”此处只能以“鼻嗅”而不能以“目观”的对象,应该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最根本质性,是剥笋抽丝到最后的那颗核心——“文学性”.“鼻观”的非视觉性,最能体现中国古典文论对文学性的处理方式.

编辑部报告

文章,在中国古代,并不一开始就指文字写成的作品,并不单纯地指文学作品.《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杜预注云:“车服旌旗.”《孔子家语·问礼》亦云:“既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这里所谓文章,谓车服旌旗,古人在车服旌旗上加有彩饰,以区别人的尊卑贵贱.由车服旌旗,进一步引申指礼乐制度.

编辑部报告

最近参加港台大陆学者的一场小型研讨会.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以学术进路而论,发表论文的学者似大致可分成了“造高楼的”与“掘隧道的”两个类型,前者是以辛苦建构“抒情传统”宏大理论为旨趣的海外阵营,后者是乐而忘返地以发现或挖掘古典文献本身奥秘为旨趣的各路英雄.前者好像是在建造一幢永远未能完成的高楼,高楼又峭立又幽深,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其中全部的秘密.

编辑部报告

“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之后”,它需要对文学加以整理,“整理就是批评”;它需要对文学家、文学作品进行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它需要对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的评价,也就是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品第、批评不是凭各人主观爱好,而需要准的,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从先秦时代孔、孟、老、庄、苟、墨诸家有关文艺、文学的片断式言论,到两汉时期《诗大序》、班固《两都赋序》、王逸《楚辞章句序》,到汉魏六朝时出现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专论文章,以及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等系统性专著,以至于唐宋以后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文话、小说戏剧评点的涌现,中国文论由萌芽而发展、成熟,品类多样,内容丰富,终至于走向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