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理性——《地下室手记》主旨探微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个体自由问题,他坚决地站在捍卫个体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理性的暴政,这种立场和辩思在《地下室手记》中有着充分的表达。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给人的个体自由带来的戕害进行了形象化的解读,揭示出其内在逻辑的荒谬之处,并指出在一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这种与理性的对抗会出现的自由的困境与代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冷落的原因探析

相比同时代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遭受了冷落,其原因包括文化审美心态的迥异、国人宗教意识的薄弱以及作家艺术表现手法的陌生化效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自由特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人物体系中,对自由的无私热爱和狂热追求是其明显的特征。在他的艺术世界中,个体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其任性的反抗坚持着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固守于自己的自我意识,既表明对现实的不妥协态度,又为之疯狂。所以,自杀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这种死亡成为一种对生的超越和向自由的飞升。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研究,综合历史学和现代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和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从传播到接受的途径和路线,再现其在当时被传播与被阐释的"热捧"状态以及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被时人接受的历史图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现代中国的汉译述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现代中国的汉译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期,兴盛于20年代后期,30年代逐渐成熟、深入,在40年代,陀氏作品翻译的坐标体系基本完成。纵观整个过程,在历史情态、媒介作用、译本来源、译者贡献上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以说,中国陀氏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它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学之后中国文人的心理情结与文学表达。

对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分析

鲁迅曾大量接触过陀氏的作品及研究资料,对国内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工作给予过热情的帮助与支持,鲁迅许多文章与译作中都有过对陀氏的专门评论,他对陀氏风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鲁迅对陀氏有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后期态度有所变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近代及五四时期的引介述评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引介活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五四之前,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他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有关的资料只是也散见于寥寥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五四时期,随着对俄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广受时人瞩目,在巨大的光环之下,系统性和基础性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却没有展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概述

本文详细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对于这一时期有关他的评论作了细致的概述,以此来展现本时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成果与特色。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社会学批评下的"二分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80年代的研究取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化标准也有着明显的弊端。80年代中后期,国外各种新的文学批评纷纷涌入国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社会学批评下的"二分法"策略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给80年代的中国带来了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课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四部作品评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现代中国有着迥异的遭遇,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四部作品《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和《罪与罚》相比其他作品,更具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风味,其受欢迎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为国人所接受的历史状况。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自由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自由问题。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自由与和谐、自由与理性和自由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和谐、理性实质上都是对人的生命欲望和自由意志的控制与压制;人们一方面渴望并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又承受不住自由所带来的重负,由此引发自由与苦难、少数与多数的问题。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共鸣探源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这种共鸣来自于对"个体自由"的重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关于人的理想"和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并由此对于一切限制和禁锢它的力量展开了激烈的反抗,他们始终用怀疑的视角审视和批判社会、历史和生活中的诸等假象,并因此具有了一种"恶魔气质",不过二者最终选择的对由此而来的苦闷和痛苦的化解方式却有所不同。

克鲁泡特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中国现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实》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很多研究者都参考、移植、甚至原封照搬其中的观点及论述,前者对陀氏作品艺术性的质疑和对思想性的定位、后者所提出的"审问灵魂"的问题,都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陀氏研究的基本论调和研究范畴。

对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探索的思考

《大学语文》课程是面向非中文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它以其基础性和人文性特点,在弘扬爱国精神、传承传统文化、陶冶情操以及提高运用母语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里,其课程建设的探索道路充满着艰辛与挑战。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建立一套具有理工科特色又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的教学体系便成为势在必行的任务。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概述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逐渐深入,很多文章都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其他领域的同时,《罪与罚》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与此同时,左翼文学势力也展开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

国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现代著译述评

1919年——1949年,国外学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影响很大,是中国现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译介与研究的一条重要的渠道与契机。20年代前期,是国内陀氏评介的高潮阶段;20年代下半页,更多的论述出现在各种报刊和译书中;30年代,大量专题性的著作被翻译进来,主要以日本和苏联为主,欧美似乎受到了冷落;40年代的引介势头则有所减弱。

从传统到现代的一座桥梁——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对社会现实状况与矛盾危机作了极其精细、准确而且深入的描写和揭示,具有传统现实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人的内心深处,醉心于描写下意识和非理性活动,颠覆了主流小说的许多传统作法,而他的“复调结构”的小说样式,更使叙事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因而被现代派作家奉为鼻祖。本文拟从美学理想、复调小说和叙事方式三方面论述陀氏小说世界的现代性。

《赌徒别传》考论

《赌徒别传》是锡金创作于1941年的一部戏剧,它改编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赌徒》,其创作动机:一是对当时上海赌风猖獗的愤慨;二是《赌徒》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感挫折经历隐喻性表达的心灵共鸣。在《赌徒别传》中,锡金保留了原作中对赌徒心理刻画的优点,对开头凌乱、头绪太繁、结尾草率、阴冷而绝望的感觉等缺点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动,它是上海沦陷时期改编剧创作的宝贵资料,具有典型的海派文学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综述

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不同的研究类型,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考察,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历史形态会有一种更深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重要转折时期,它摆脱了过去庸俗社会学批评的禁锢,迎来了繁荣局面,在叙事学研究、精神分析批评、宗教文化学研究、社会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几个方向集中发力,每一个方向都有自己的研究基点、原理性判断和相对热点,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学者虽然受到国外学术的影响,但也试图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的境遇分析

在现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作家身份得到了肯定与接受,无论是"为压迫者的呼号",还是"革命家"的形象,都是来自于这一总体性的认知。对他的情感上的疏离和文学上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于他对于人灵魂的拷问和所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这种批评在左翼文学理论家那里达到了顶峰。不管是肯定和"热捧",抑或是否定和批判,其根本原因都出自于一种功利化的需要,同时又受到中俄文化间差异的深层影响,这也就形成了陀氏在现代中国具有着鲜明反差的接受境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错位与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