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建文故事的整合与传播——以黄佐《革除遗事》为中心

作为传说或者历史的建文故事,一直是明史研究中较为关注的话题。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学界已不乏精深的考证与推论,但就整体而言,对于传衍近600年建文故事发展脉络的把握仍稍显不足,而对于故事发展背后文本间的交叉重叠,所涉及的社会情态的讨论更是付诸阙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形成于正德、嘉靖年间《革除遗事》一书的考察,进一步梳理明代中期以来建文故事发展的走向,并对影响该走向的某些情境进行重新释读,以期对建文故事这一话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决科之利: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科举群体对特定经书的依赖现象。该现象发端于唐,积淀于两宋,至元明而蔚为大观。学界对此虽已有不少关注,但就科举专经的历史演变,其所内含的科举意义等方面尚未见专论。相较于地区文化、经济等背景因素,科举人才的成功与专经取向的关联更为直接。科举地理所呈现的人才分布与地区差异,是长期以来科举专经制度与地方科举互动的结果。

兴衰倏忽:宋明时期徽州科举地理的演变——以《春秋》专经为视角

区别于以往的科举地理研究,在科举专经视角的观照下,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地方科举的历史演进。宋元时期,徽州休宁、婺源等地科举获取成功,实有赖于《春秋》专经的襄助。进入明代,祁门地区"《春秋》天下闻"的专经现象形成,成为其时科举的重要一极。至嘉靖、万历时期,随着周边地区《春秋》专经群体的出现,徽州本土科举家族开始衰落与转型,徽州科举陷入低谷,《春秋》专经现象也在入清后逐渐消逝。这一过程也在重塑着徽州地区科举地理的格局。徽州《春秋》由盛而衰的历史表明,科举地理研究不能仅囿于人数统计的结论,更应注重历史过程的梳理,科举人与科举群体的专经行为应是理解地方科举兴衰的关键之一。

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

通过对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等科举文献的量化分析,以徽州府为中心,重新探讨该地区科举群体地理分布的历史现象。明代科举制度设计中的地域均衡原则,在府与府之间的录取结果上仍然得到了体现。以学区代替籍贯为基准的统计方法,更有利于观察科举群体地区差异的消长变化。在明代五经分试录取的原则下,地区科举群体分布差异除了经济社会层面上的解释,地区士子的专经化很可能是造成科举群体地理分布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

“抡才”何以“大典”:明代科举经费的编征与演变

科举制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与国家财政转型,其运作内容与成本逐渐以折银的方式加以呈现,主要体现在宾兴与科场两个方面。通过对浙江“均平法”改革的考察可知,明代地方宾兴经费的变化,存在着扩张与紧缩并行的趋势,不同名目之间,编征的标准亦不统一,经费在定额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小的“浮额”。科场供应在货币化的同时,始终无法摆脱“役”的形式,并有重役转向重费的趋势。随着明末国家危机的加深,科举经费逐渐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于科举制,在肯定其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时,也需注意其产生的社会成本。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旧途与新路:科举人才地理研究的范式转向

在科举人才地理学术命题的发展脉络中,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无疑具有开创意义。该文的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也为此后大多数相关研究所承袭。正因为如此,近三十年来,科举人才地理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招致了部分学者"千篇一律,难出新意"的批评。时下科举人才地理的出路,需注意在实践原有范式的旧途之中,寻找新的方向,克服过于依赖归纳法所带来的缺陷。近年来兴起的专经研究则是走向新途的一条可能路径。

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竞争与地域专经

现存福建地区乡试录汇编《闽省贤书》,保存了明代福建90科乡试录取情况,为了解该地区内部以专经为表象的科举竞争实态提供了依据。梳理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数,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竞争关系,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格局,经历了由明前期福州府的一家独大,至明中期福州、兴化两府争锋,再至万历后泉州府、漳州府崛起的变化过程;二是各地区的科举优势,建立在专经的基础上,如福州专《诗》、兴化好《尚书》、泉州重《易》;三是各地科举人数的消长,取决于各地专经实力的变化,福州、兴化在明代后期科举优势的丧失,源自于漳州、泉州等地在《诗》《易》《尚书》等方面科举竞争力的增强。对闽县与晋江二地《礼记》盛衰变化的考察发现,杰出的科举人才往往能够引领一时风气,带动地方科举的发展。

从家乘到史乘(三)

承前所述,万历年间《建文朝野汇编》《表忠录》等建文史籍,一般会在文前列出成书所据书目,为了解当时建文故事的文本情况提供了线索。与前述诸书相较,保存诏令的朱鹭《建文书法拟》中,征引书目多为前人所未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则史料：＂建文施仁行义,自三代而下,最称淳厚,缘太祖实录多所删改,而诸臣著述又拘于时讳,不敢称扬,遂使淑德善政,澌灭不存。

从家乘到史乘:“建文二年诏”考述(二)

根据前则札记所述,《明史》＂建文二年诏＂的史源无法通过明清之际的记载加以落实,且内容上有＂语增＂的伪饰可能。故惟有爬梳更早的相关史料,方能进一步确证诏令的真实性。建文一朝史事,大量见诸文字当在嘉、万时期,现选其中代表性史籍,就相关内容胪述如下。（1）成书于嘉靖初年姜清的《革除编年》：＂（建文二年二月）乙丑,革常德府九潭湖泊所,

从家乘到史乘:“建文二年诏”考述(一)

现行张廷玉等人所撰《明史·恭闵帝本纪》中记有一则史料：“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张廷玉等：《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3页）关于此诏令的史源,黄云眉《明史考证》说明如下：“按赵士喆建文年谱书此事于二年三月云,史仲彬请均江浙赋役,从之。”

从家乘到史乘:“建文二年诏”考述(四)

前文提到的嘉善袁氏，尽管在明代历史上并无达官显宦，却与建文一朝有着诸多联系。作为元末嘉兴的地方豪族，族长袁顺，“豪侠好义，尚气节人”，靖难之变后，曾与建文重臣黄子澄密谋举事兴复。事败后，袁顺长子谪戍北平，

明代徽州科举家族的地域演进

明代徽州举业昌盛,科举家族众多。科举家族的兴衰反映着地方科举发展的基本脉络,决定着地方科举的兴盛与沉寂。专经模式的形成是科举家族成型的一个标志。专经的特征影响着地方科举的兴衰,商业因素并非决定地方科举成败的必要条件。

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

2011年9月3—5日，“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江苏省文史馆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协办。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出席了会议。

明代监察法规体系的内容及启示

明代是中国古代监察法规发展较为完备的时期。至明代,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上下相维、分工明确、权责明晰的监察体系。明代近300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期能够维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地方未出现分裂割据势力,政务运行基本保持稳定。这其中,明代严密发达的监察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监察法规无疑是这一作用发挥的基础。

科举的“在地”:论科举史的地方脉络——以明代常熟县为中心

近年来,随着科举文献的不断整理与出版,科举专经这一现象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区别于之前的科举史,尤其是地方科举史研究,科举专经的关注角度从对科举群体数量与时空分布的静态考察转为对科举群体专经活动的动态分析,从而为地方科举史的讨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以明代常熟地区为例,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尝试着对该地区的专经表现、专经历程以及专经演进等方面加以考察,以观察作为国家制度的科举如何嵌入地方社会,即"在地化"这一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将重新检视明代科举发达地区的成功之路,以期能够为地方科举史的书写提供另一可行的进路。

举人的路费:明代的科举、社会与国家

科举时代,给予赴试举子经济上的资助,是国家人才选拔制度正常运作的基础。成化年间,以陈献章为代表的广东在地举人群体的不断壮大,引起了主持地方均徭改革官员的注意,成为举人路费出现的契机。举人路费在为士人科举生活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赋役改革的推进,定额化成为包括举人路费在内地方科举经费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从明代举人路费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科举制度与赋役制度相互交织的历史,以及举人这一社会群体不断被形塑的过程。

士人交往、地方家族与建文传说——以《致身录》的出现为中心

明中期以来,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传说层出不穷,万历年间托名史仲彬所著的伪书《致身录》可视为关于这一传说的集大成之作。以往学界研究,往往偏重于传说内容的考证,而对影响文本形成的因素关注不够。本文以《致身录》出现前后的江南地区为考察场域,从当时的士人交往、地域家族及明代国家政策角度出发,进一步发掘《致身录》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试图为明代文化的解读提供一种方式。

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清代“科场之款”的嬗变

清中期,在国家层面首次出现名为“科场之款”的经制之费。此后至清末,“科场之款”维持在3年25万至50万两。经过雍正朝与乾隆初期的改革,这一款项的编征克服了明末费役并存的问题。地方以耗羡归公等形式,对包括科场在内的地方公费加以规制,提升额度,并通过明晰款目、严格奏销的方式,实现国家对“科场之款”的定额与管理。嘉庆以降,受财政危机影响,科举成本转嫁于地方,“科场之款”的奏销与实销日益脱节,造成人才选拔“经济重心”下移,成为清末废除科举的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