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与企业质控:政绩理性的逻辑

产品质量同时受到企业质量控制行为和政府监管行为的影响。近年来,中央更加注重地方在质量监管上的工作成效,但地方监管不力、企业质控不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研究地方政企互动的已有理论在逻辑上的推论与这一现象相悖。通过提出“政绩理性”的地方官员行为逻辑,构建一个包含事前监管、事后监督的地方政企博弈模型,分析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均衡和比较静态,研究发现:当社会监督较弱时,地方官员为了在考核中获得好评,有可能包庇低质量的企业,将产品顺利销售的结果汇报为质量监管的政绩,地方政企之间并不发生此长彼消的交易。仅仅在官员内部考核中加大对质量监管的重视,未必能调动地方的监管积极性。为激励地方严格监管、企业高水平质控,实现高质量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多方面的制度支持,其中社会监督同时扮演“发力点”与“受力点”的角色。

行业竞争性、政企互动与产品质量——监管者多重激励的逻辑

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行业难以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有文献较少考察,在受监管的行业中引入市场竞争是否能够反过来改善政府监管,进而提升产品质量、化解两种失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深入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本文从地方政府监管者与企业理性互动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比完全垄断和双寡头行业的政企博弈发现:地方监管者包庇低质企业的动力既可能来自政绩激励也可能来自租金激励;政绩激励下的包庇行为不会伴随租金交易,而表现出“监管形式化”的特征。与完全垄断行业相比,在行业中引入竞争,将更容易遏制监管形式化和租金交易,进而激励地方严格监管。仅当竞争带来这一“监管激励效应”时才会产生“质控提升效应”,否则反而削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在短期内,监管激励效应只存在于行业局部范围,全行业实现严格监管的难度并不会因引入竞争而降低;但是长期来看,行业内的竞争有望培育和强化外部监督监察力量,有效形成市场竞争、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合力,进而在全行业实现严格监管,最终提升行业的产品质量。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我国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地方政商关系的特征及其变化,以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监管领域“放松监管”与“加强监管”并存的历史现象。

关税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混合寡占竞争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下的两阶段混合寡占竞争模型,深入揭示关税政策变化影响本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理论推导发现:关税税率与本国消费友好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偏好呈负向相关关系,降低关税可以提高本国企业社会责任偏好;较高的关税税率会降低本国消费者剩余,同时降低监管者的关税征收效率。选取我国50强民营企业中行业指向明晰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CSR)等相关数据,建立面板OLS模型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佐证了关税与本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确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且这种负向相关关系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越显著。

控制权分配、联合供给与公共服务质量——基于责任分担的视角

在公共服务需要多方联合提供的情景中,事后责任分担将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员对服务控制权的分配,进而影响各方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通过内生控制权与责任分担的公共服务联合供给模型,本文发现:在责任转嫁效应和道德风险的影响下,可能出现“主导成员”控制权过度集中、服务质量偏低的均衡。对均衡的形成原因认识不足,就可能采取错误对策,落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陷阱。在加大期望问责力度的过程中,均衡可能经历主导成员控制权更集中的状态,但最终将实现充分分权、高质量服务的有效率结果。本文有助于从责任分担角度理解简政放权进程中一些地方放权不足的现象,以及各方成员在团队中的角色分配行为。

基于利润视角的企业税负问题思考

本文基于商贸类中小企业的利益,以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引发的税负抵扣问题为出发点,探讨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从企业自身和国家政府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提出几点税收筹划方案。本文所提意见对未来企业在税负问题研究方面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混合寡占模型下的国有企业管理授权减排补贴与环保税

在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理念倡导下,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本文在实行减排补贴、征收环保税两种政策条件下,分别考察国有企业管理授权程度对污染物排放与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两种政策下国有企业管理授权程度与总污染物排放量负相关,与社会福利呈现倒U型关系;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征收环保税要优于实施减排补贴政策,但国有企业管理授权程度不宜过高。

营改增背景下对企业税负问题的研究

本文基于营改增背景,以商贸类中小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探讨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货,导致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行业的偷漏税等违法行为,加重合法经营企业竞争压力两方面问题。从企业自身和国家政府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几点税收筹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