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为中心

郭店简《语丛》前三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学文献,其他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的作者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思想。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都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得到重新解释和构造。

郭店儒家竹书思想新论——以孔子为中心

在《尊德义》篇中,孔子提出了“尊德明伦”的道德主义的政治和伦理主张。在《六德》篇中,孔子提出了六位说和三大法说,系统地总结和建构了中国古代的位分伦理学说。在《成之闻之》篇中,孔子提出了求己反本的修身哲学,并将天常与六位贯通起来,意义重大。在《性自命出》篇中,孔子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重大命题,贯通了生性和天命两者,构建了性命论学说,为儒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石。在《穷达以时》篇中,孔子对时命与德行作了分判,高度肯定了德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唐虞之道》篇中,孔子提出了“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尧舜王道的政治理想。总之,孔子思想在郭店儒家竹书中得到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体现。

早期五行说及其政治思维——以“和实生物”旧说与新说为中心

“禹平水土”和《洪范》五行畴属于原始五行说,二者相为表里。在殷周时期,平治水土或理顺五行是圣王治理天下及其居位受命的正当性所在,目的是“彝伦攸叙”。“彝伦攸叙”有多方面的含义,但以“和”为核心价值。不仅如此,原始五行说还包含着“和实生物”说的萌芽。“和实生物”包括史伯所述先王旧说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新说,旧说与新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土为中心行,而后者无中心行。新说更具普遍性,更接近于实际经验和生活常识。新说和旧说都以“生物”为根本指向。“和实生物”说的应用很广,晏子的“和与同异”“水火相济”“可否相济”和孔子的“和而不同”等说法都是新说的推演。此外,早期五行说都带有政治思维的特征,它既是从政治出发,又是为政治服务的。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通观与涵化:萧父学术思想与珞珈中国哲学学派

萧萐父的学术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建构船山哲学体系,引领船山学的研究;提出了明清之际“坎坷启蒙说”,超越了梁启超、侯外庐的有关说法;晚年,提出了通观—涵化说。萧萐父的学术思想也存在一定局限,如他所说的“文化主体性”即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积极的哲学价值。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行为纲领为“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五句二十字起源于学科点培养教育研究生的需要,在世纪之交成为该学派的界定标准。通观—涵化说是萧萐父晚年对于其学术思想的终极提炼和升华,居于其学术思想体系的最高层面。此说经历了一个从1993年的“二句诗”到2005年的“四句联”的发展过程。通观—涵化说是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思想灵魂。萧萐父的易学研究主要体现在船山哲学研究上,其易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文易”说和“意象美”说上。船山易是珞珈易学的远源,十力易是其近源,萧萐父是珞珈易学学派的开创者。“貌似杂越,情乃一贯”是萧萐父对其一生学术思想最精准的评判,“杂而多变,情乃一贯”次之,而“好奇兼爱”一句则属于奇辞,不是其本意。

论方以智《易余》与华严四法界观的关系

比较《易余》与四法界观的结构,可知方以智哲学与华严思想的密切关系。第一,资格说在论说现象界互为差别、相反相成的特性,及强调事必有理的结构上与事法界相摄。第二,太极说在其时空无限的特征、在隐去物相分殊以建构纯粹的理世界,及申饬理不离气的结构上与理法界相应。第三,体用不二说在由客观存有论到主观境界论的论说形式,及十错六对的结构上与事理无碍法界相符。第四,用用见体说在两两差别的现象于互动中能呈显本原的结构上与事事无碍法界相契。总之,《易余》系统地化用了四法界观的结构,方氏哲学与华严思想具有密切关系。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

早期《老子》文本在不断发生演变。从郭店简本到帛书本,《老子》大致处于"自然分章"阶段,但人为分章的因素在不断增强。自景帝立经后,西汉《老子》的篇章进入了人为设计和裁划的阶段。帛书甲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文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的基础;从战国中期到汉初,《老子》的主题意识在不断强化,最后在帛书乙本中以"德""道"的篇名完全呈现出来。帛书二本属于成型本,而北大汉简本则属于定型本。汉简本及邻氏、傅氏、徐氏三家本均当为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老子》的立经,与其文本的定型同步展开。在西汉中后期,《老子》进入了子学化的定型阶段,严遵本、刘向本(通行本)即属于所谓子学化的定型本。《老子》的定型,以"天地—阴阳"的宇宙论为基本原理,其章数设计亦有相应的数理法则。刘向本章数设定的依据具体见之于其子刘歆的《三统历》,总章数"81"源自太初历的日法数,上下篇的章数(37对44)则依据中数五六之比而裁定。至于汉简本章数的设定,可能与盖天说有关:总章数"77",源自四七宿(二十八宿)的天文图象;而上下篇章数44和33,则依据"天三地四"说。

马王堆帛书《二三子》疑难字句释读

"■鸟正虫","正"不当释作"丘","虫"不当释作"(虫虫)","正虫"应当读作"征蟲","征蟲"犹"飞蟲"。"化■虫",第二字不当释作"官"或"(虫虫)";"■虫"应读作"蚑蛲",谓"蚑行蛲动之虫"。"时至矣而不出","至"不当作如字读,而应读作"窒","窒"即"窒塞"之义。"(言苟)■在廷",第一字不当释作"訽","(言苟)"应读作"苟",训为"假若";"猒"、"厌"为古今字,"厌"不读为"延",也不训为"伏",而应读作"宴"或"燕",乃"安闲"之义;"在"训"居处"。"民(一心)相■以寿",第二字或释作"心"、"必",均误,"(一心)"即"悤"字,读作"总",训为"聚合"、"聚会";"■"、"■"在帛书中形近混用,"■"即"■(觞)"字,"觞"在文中作动词用,乃"向他人敬酒"之义:整句话是说,人民聚会在一起,相互敬酒为乐,而至于年寿长久。"精白敬宫",后二字不当释作"敢官";"宫"比喻"心";"精白"乃修心之术。

再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以五行畴和皇极畴为中心

"洪范九畴"作为理论系统,是王权和天命的象征。它与"革命"理论不同,前者属于平治天下的大法和基本理论,后者则论证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关于《洪范》的政治哲学,北宋以前,儒者更重视五行畴;南宋以后,理学家更重视皇极畴。这两畴的重要性与其在九畴中的序次是完全相应的:五行为初始畴,皇极为次五畴(中畴)。所谓五行,因其可以施用于民生,故谓之五行。五行是实行王道政治的基础。《洪范》已具备五元的思维方式,通过这一思维方式,君主可以很好地条理和建构其统治的世界。而且,五行本身在上古具有一定的序次性,由此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皇极"之"皇"当训"君"、训"王",训为"大"是不对的;"极"当训"中",但它潜在地包含"至"或"至极的标准"之义。朱子颠覆故训,以"至极的标准"为第一义。所谓"皇极",原意是说君王应以中道建立其位。从内容看,皇极畴包含中道和"作民父母"的民本思想,它们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涵。南宋时期,由于成为"国是"的关键话题,"皇极"成为官僚集团竞相利用和理学集团极力辩解的观念。今天看来,王淮充满政治实用主义的解释固然是对这一概念的庸俗化,但是朱子充满理学家趣味的解释也未必就切中了这一概念的本意。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从上博楚简看早期儒家对君权合法性及相关问题的阐释

从上博楚简来看,早期儒家对君权合法性及相关问题的主要看法有:君权来源于天与民,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天下为公"的德治理想,即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使人人都能安身立命、成就自我,所以君权本质上就是源于万民并为了万民的公器;君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天命、民意与德能,这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为君权的合法性奠基,其中道德因素最为根本;"仁以得之,仁以守之"是君权的获得与维系之道,执政者既须修身立德、率先垂范,又须依仁治民、导民向善,如此才能顺应天命、合乎民心,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

本文认为帛书《缪和》可以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是该篇的主体 ,而后两部分则可能是逐步编入其中的。相对于《缪和》来说 ,《昭力》尚处于尝试性的文本编合活动过程之中 ;二者相隔较大 ,仍是两个独立的文本单位。此外 ,《缪和》第二部分的“子曰”文本 ,直接反映了孔子曾经传经和创作《易传》的事实。

庄子思想的三大本原及其自然之义

(1)“道”“气”“天”是庄子思想的三大本原,对其思想的形成具有建本立极的作用。这三大思想源头在庄子思想中的推演,导致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差异性。(2)在庄子思想中,“道”有主观境界义和客观实在义,“气”有客观实在义和精神状态义。从宇宙生成看,道、气为二元,气聚散变化而道随气周行;从始源看,“道”毕竟是第一位的,“气”是第二位的。“天”亦有客观实在义和主观境界义。在庄子思想中,“天”不是“道”的代名词,《在宥》《天地》《天道》等篇将“天”明确置于“道”之上。“天”其实是“自然”的代名词,是对“自然”“无为”两概念内涵的综合;而“道”反而成为对“自然”概念的推演。(3)“自然”是庄子思想最核心的观念,它贯通于“道”“气”“天”三大本原之中。它兼具“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和“无为”三义,同时兼具客观实在义和主观境界义。“自然”赋予“天”以本质义,而“天”赋予“自然”以始源义。自然的境界,即道的境界,即天的境界,即逍遥无待的境界,即无知无欲、无名无功无己、适己忘己的境界。

“数”的哲学观念与早期《老子》文本的经典化——兼论通行本《老子》分章的来源

"数"的哲学观念,是早期《老子》文本经典化的思想背景之一。刘向、刘歆对于"数"的哲学思考不但具有明显的宇宙论特征,而且具有一定的本体论色彩。在汉代,宇宙论的数理对于古书内容的构成、解释及其篇章数的设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古书的经典化起了重要作用,《老子》亦复如是。以天道观的数理设定章数,是《老子》文本在汉代经典化的内涵之一。景帝立经本是《老子》文本定型化的开始,汉简本是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其分章的数理是盖天说的"天三地四"说;通行本则是根据浑天说、三统历的数理来分章的。刘向定著《老子》上下篇的章数仍应判断为37和44,是通行本分章的来源。所谓上篇34章、下篇47章的记载,可能是道教徒为了维护河上公本的绝对权威而有意改作的。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

论《墨子·墨语》墨家后学之鬼神观

《墨语》诸篇大体上反映了墨家后学的观念。与《明鬼》等篇相较,《墨语》对于鬼神之有无及其明知与否的问题在观点与论证方式上作了较大的转变或演进:对于"鬼神之有",《墨语》主要是通过对儒者的驳斥来展现和维护的;对于"鬼神之明知",墨氏后学则充满了怀疑;《墨语》对"厚葬"的观念几乎未作批评,这与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行为是一致的;墨家后学之鬼神观在目的上更加突出生人之利,在内容上则着重以"健康"作为祭祀及为义活动的意义所在。墨氏后学从对于魂魄实体的关注转而对肉体的健康产生深度的忧虑,这很可能受到阴阳哲学的"生命"观的严重影响。墨术废而不传,当与墨家后学鬼神观有较大关联。

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及其在汉宋的诠释

《尚书·洪范》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文献。它包含六个思想要点:(1)"洪范九畴"是王者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在性质上与周初的"革命说"差别巨大;(2)"数"乃哲学观念,其中数序"初一""次五""次九"在含义上与起始畴、中心畴和目的畴相对应;(3)包含了五元关联性思维的萌芽,在"皇极"畴以外的其余八畴中都有所表现;(4)君王应当建立"中道",并以此施用政治权力;(5)王者具有圣性,其德行可以被神性的"天"所感应,并通过"庶征"展现出来;(6)从政治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生活世界"的系统。汉代的《洪范》学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大力阐发了五行灾异学说,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及刘向、刘歆的相关解释最为重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宋代的《尚书》学以王安石和朱熹为代表。王氏极其重视"五行"畴,以为九畴的核心。朱熹则最重"皇极"畴,它是"君王通过正身而建立民可效法的至极至尽的准则"之义,由此批评了"大中"的训解。

论郭店装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