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举报人诉请履行查处职责之可诉性判断标准重构

环境举报是公众行使监督环境保护权的重要方式。环境举报人是否可以基于监督环境保护权向人民法院诉请行政机关履行查处职责,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与处理,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司法实践通常认为,该类型行政行为对环境举报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或认为对于具有公益性质的环境举报,举报人因非行政行为相对人或与所诉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从而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起诉资格。因此,大量环境举报案件被排除司法审查,导致环境保护基本法设立公众监督环境保护权利的目的不易实现,亦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根据行政权力应当接受司法监督以及权利必须救济的原则,该类诉请纳入司法审查确有必要。建议宽泛认定行政机关查处行为对环境举报人产生的影响,重构原告资格认定的利害关系标准,确保必要范围内环境举报人能够提起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

担保合同仲裁管辖的制度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弥补了相关法律对担保合同仲裁管辖的缺漏,但该司法解释未能将担保合同纠纷是否可以提交仲裁进行类型化规定,因而针对担保合同仲裁管辖权异议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司法裁判也莫衷一是。对此,需要在对担保合同仲裁管辖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从担保合同仲裁管辖异议审查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出发,完善相关立法,从而为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正确处理担保合同仲裁管辖权异议问题提供指导。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比例原则的思想内嵌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原则和规则之中。如何适用比例原则,发挥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工具理性价值,是把握个人信息处理规范内涵亟需面对的问题。比例原则具有经济效率的特性,宜对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适用的经济逻辑进行分析。构建个人信息处理中比例原则的审查结构,利用工具理性带动适用理性增强,同时,引入成本收益理论辅助分析。针对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适用中存在的局限,应划清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的界限,提倡比例原则类型化适用,从而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基于数据要素考量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

平台经济的独有特征和数据要素的独有属性引发了传统反垄断法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理论和方法的适用问题。新要素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冲击使得构建新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思路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反垄断基本分析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将数据要素作为市场份额的内部考量因素和平台经济的外部特有因素嵌入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构造数据要素的“二元嵌入”模式,对数据要素影响市场力量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为实现该理论模式设计类型化规制和动态化调整的制度方案,从而为基于数据要素考量的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实践提供行动指引,也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理论重构提供思路借鉴。

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兼评《反垄断法》第19条

为规制以纵向垄断协议形式掩盖横向垄断协议实质的违法行为,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首次规定了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将其与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并列,但法律尚未明确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另外实践中存在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标准不明确、算法技术增强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难度、算法合谋的识别标准难以廓清等难题。结合各国反垄断立法、理论与实践,对比分析我国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两要件认定标准、美国限缩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三要件认定标准和欧盟宽泛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A-B-C信息传递型反竞争模型标准,借鉴域外司法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并将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阶段分为合谋信息发出时和合谋信息收到且知悉时两个阶段,用更细化的标准分阶段解决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认定困难的问题,充分保护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适用的困境与纾解

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兼具平衡公共利益追求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双重功能。然而当下自我审查模式存在审查意愿不强、审查质量不高、审查监督欠缺的逻辑悖论,无法真正防范例外规定滥用。对适用例外规定的外部审查模式探索也因可操作性不强、权责配置不清、规制实效不足难担实践重任。从现实可行性、科层逻辑性、规制实效性三维度审视,例外规定适用的审查模式完善应回归行政体系内部上下级双重审查逻辑,构建政策制定机关初步审查+适用例外规定时上一级行政机关再审查模式,以彰显例外规定运行的规范性与审慎性。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策略探究

“双减”政策提出后,我国教育部门也在积极推进和落实“双减”政策方针,旨在通过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而在“双减”政策的推动下,小学数学课堂减负提质教学的探究成了当下重要的课题之一.基于此,文章从解读“双减”政策的概念出发,探究其实践意义,并合理提出相应的指导策略,从而为小学数学教师提供教学参考,实现减负提质的教育目标.

环境公众参与权司法救济的可得性障碍与纾解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公众参与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环境公众参与权,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司法救济衔接配套规定,实践中公众基于该项权利规定寻求司法救济时常受限,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实践对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起诉资格的限缩认定,亦存在诉讼救济与非诉救济程序衔接协调问题。根据权利必须救济、对应性救济和便捷及时高效救济原则,建议强化诉讼救济与非诉救济的衔接,拓宽认定法院受案范围和起诉资格,依法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提升环境公众参与权司法救济的可得性,进而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司法保障。

校园“毒跑道”的症结及法律对策研究

为了满足强化校园体育教学和提升学生体育素质的需求,校园塑胶跑道的建设速度显著提升。但是伴随而来的,却是各地"毒跑道"事件频发,校园环境安全和师生身心健康面临严重威胁。校园"毒跑道"事件频发的背后,不仅是标准、招标、建设、监管整个链条的重重纰漏,更凸显了相关立法空白、标准滞后、执法不力和监管的缺失。面对严峻形势,分析校园"毒跑道"的危害,找寻校园"毒跑道"的症结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律对策成为当务之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障碍与破解

我国农村宅基地所有制形式经过三次制度变迁,才形成现有的宅基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二元"权能结构。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律赋予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能不完整,从而束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的宅基地"三权分置"着眼于农村现代化改革的需要,促进宅基地所有权的权能结构从"二元"向"三元"转变,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施遇到"资格权"创设法理依据不足、农民享有处分权能的问题存疑、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诸多困局,通过宅基地"资格权"的具体化、"三权"权能结构优化、法律制度的完善等方式,方可有效促成农村宅基地所有制改革的完成。

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中国农地发展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诸如农地发展权的归属、红利分享的利益平衡、失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等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基于农地发展权的性质和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非国有农地的发展权应当由国家统一行使和管理;确立农地发展权各方利益的兼顾原则,农地开发所得红利不仅应当妥善照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而且应当惠及区域内未获得开发机会的农地权利人;消除土地增减挂钩制度中的土地财政动因,建立并共享农村地籍数据库和农民对政府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绩效评价机制;藉由农地开发红利设立农民市民化工程基金,发挥创新思维,赋予征地政府和开发者妥善协调农民市民化的辅助义务,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农民市民化。

探析我国农村污水处理领域的PPP模式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个发源于国外的表述,其内涵是公私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领域具有数千亿的市场潜力,行业价值巨大,且具有稳定的回报率和投资吸引力。此外,农村污水处理公益性特征突出,属准公共产品,具有适用PPP模式的天然优势。本文通过探析PPP契合中国国情的新内涵,然后进一步阐明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的现状和困境,引出PPP模式在我国农村污水处理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论述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公私合作制度的构建。

谁对宏观调控说“不”——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

探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重点在于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而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问题的正确认识又依赖于对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本身属性的正确界定,以及对作为宏观调控法调控主体的政府责任的界定。虽然宏观调控法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三大诉讼法中任何一种,但宏观调控法理论上仍具有可诉性,且与违宪审查机制相关。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起主体之拓展

目前,我国可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讼诉的主体仅有检察机关。单一提起主体带来案件线索发现存在障碍、环境公众参与机制不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势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建议拓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起主体范围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诉前应优先行使环境参与权利,穷尽行政程序救济,以便行政机关自纠。各提起主体的先后顺位依次应为检察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论银行业信贷机构的环境责任

目前,我国以生产者环境责任制度为环境责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信贷机构对其注入资金的项目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则无需承担过多的环境责任。对于信贷机构对其注入资金的项目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是否应该承担环境责任的问题,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的政策和文件,但是大多属于倡议性文件。将信贷机构纳入环境责任主体的范畴,既是实现环境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依法治国的新要求。信贷机构环境责任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需要银行业信贷机构履行绿色信贷义务,也需要完善银行业信贷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并辅之以相应的监督及配套措施。

村民自治罢免权行使的路径选择——从选举罢免到自主罢免

选举罢免作为村民自治内容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身机制存在的局限性致使罢免的价值无法凸显。自主罢免权,强调自主,主张村民有不受他人限制自主提出、完成罢免议案的权利。但受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的管制和乡村存在复杂的利益因素影响,自主罢免权的行使仍然会受到各种阻力。因而,要通过厘清罢免动议和罢免主体要件、明确罢免的具体程序、建立监督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自主罢免权。

商业银行参与企业环境信用规制的法律责任研究

企业环境信用规制是环境管控从单中心治理模式向多中心(多元)治理模式转变的产物,是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具体形式之一。企业环境信用规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商业银行是参与企业环境信用规制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主体。然而,在环境治理模式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环境信用规制立法上存在滞后性,缺乏对于商业银行参与企业环境信用规制法律责任的明文规定,且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也尚未建立,相关法律条款和规定不够明晰,这就制约了企业环境信用规制的实施和推广。为推进环境保护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商业银行参与企业环境信用规制的法律责任,建立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构建完备的法律责任体系,形成促进企业环境信用规制机制有效运行的坚实保障。

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上的价值选择——以美、德比较法为视角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出发,重点关注个人信息在当代社会的概念、内涵和性质;基于个人信息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将个人信息划分为个人固有信息和个人衍生信息两大类;同时,引入比较法的视角,分析美国和德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手段及模式,比较二者的特性和共性。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在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时,应当坚定地立足于本国的具体国情,重视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价值理念和法律体系等内容,综合考量个人信息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之间的利益平衡,探寻最契合本土法律文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生物安全规制的反身法路径研究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生物安全危机,各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进行规制,但实际成效并不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依赖“命令-控制”规制路径,忽视了社会高度分化的复杂性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独特运行规律。实践中生物安全规制路径陷入约束力不足,立法分散且泛滥,监管松散等困境。对此,法社会学中反身法理论意识到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强调各社会子系统的自我规制,为突破我国生物安全规制瓶颈提供了新路向。立足于反思法框架下的范式革新,结合其组织、程序、商谈等规制策略形成生物安全的半自主社会系统,克服传统规制模式之弊端。

碳税征收的社会公平原则及其实现路径

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形势亟待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进行规制、化解,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主要目的的碳税征收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碳税征收所面对的争议中,社会公平原则由于包含税负分担与税益分享公平的内容是公平原则中与纳税人利益直接关联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对碳税征收国外法律实践以及碳税征收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关于我国碳税征收社会公平原则实现路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