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州湾芙蓉岛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及仿刺参生态容量评估

基于2019年莱州湾芙蓉岛人工鱼礁区渔业资源调查数据,利用Ecopath with Ecosim 6.6(EwE 6.6)软件构建了芙蓉岛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Ecopath模型,系统分析了芙蓉岛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规律和结构特征,估算了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的生态容量。Ecopath模型由16个功能组组成,基本涵盖了芙蓉岛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主要过程。结果发现,生态系统各功能组的营养级范围为1.000~3.978,其中,花鲈(Lateolabrax maculatus)处于最高营养级;生态系统总转换效率为10.6%,来自初级生产者的转换效率为10.8%,来自碎屑的转换效率为10.1%;生态系统总流量为2 596.108 t/(km^(2)·a),其中44%来自碎屑;系统总初级生产量/总呼吸量为1.454,连接指数为0.402,系统杂食指数为0.211,Finn’s循环指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分别为8.860%和2.980。结果表明,芙蓉岛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成熟度和稳定性较低,食物网结构较简单。根据模型计算得出,仿刺参的生态容量为131 t/km^(2),是现存量的6.55倍,具有较大的增殖潜力。

莱州湾芙蓉岛人工鱼礁区大型底栖动物的营养结构特征

人工鱼礁建设是改善底栖生境、提高底栖动物多样性和资源丰度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建设效果与投放时间长短密切相关。为了探究投礁时长对大型底栖动物营养关系的影响,实验应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对比分析了莱州湾芙蓉岛海域不同礁龄人工鱼礁区和对照区大型底栖动物及其食源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组成,计算了不同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的食物基础以及消费者的营养级。结果显示:(1)长礁龄区、短礁龄区和对照区的大型底栖动物δ^(13)C值分别为-25.08‰~-13.34‰、-25.86‰~-17.80‰和-25.39‰~-11.06‰;δ^(15)N值分别为10.73‰~15.78‰、10.02‰~14.89‰和10.17‰~15.80‰。(2)相较于短礁龄区和对照区,长礁龄区底栖动物群落营养多样性更高,食物来源多样性水平更高,群落内营养生态位更加多样化,群落结构稳定性较好。(3)以食性为依据,将大型底栖动物分为浮游生物食者(Pl)、肉食者(C)、碎屑食者(D)和杂食者(O)等4类摄食功能群,在4类潜在食源[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水体悬浮颗粒有机物(POM)和沉积物有机物(SOM)]中,浮游植物碳源对除肉食者外的3类消费者的平均贡献率最高(31.40%)。(4)长礁龄区、短礁龄区和对照区的消费者营养级分别为2.00~3.83、2.00~3.49和2.00~3.87;此外在长礁龄区出现了相对多的高营养级捕食者,从而证实长礁龄区的底栖动物群落具有更复杂的营养结构。同时发现,人工鱼礁建设能使大型底栖动物更充分地利用浮游植物碳源,并且能够增加底栖动物群落的营养多样性和丰富度,促进群落中较高营养级动物的增加。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人工鱼礁建设的环境生态效应,为进一步研究底栖生境食物网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供了基础资料。

超越“象征”:中美贸易的解冻与博弈(1969—1976)

1969—1976年,中美两国围绕贸易解冻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博弈。1969—1972年,尼克松政府对华实施“经济接触”政策,但未获中国的积极回应,双方最终决定建立一种政治上相对安全的“象征性贸易”。1973—1974年,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粮食致使中美贸易突破了“象征性”的贸易框架,证明了彼此之间的贸易需求与潜力。1975—1976年,中美贸易陷入危机,双方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中方认为应当将贸易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但美国却因担忧中国政局不稳而提出回到“象征性贸易”,从而推迟了中美贸易的全面突破。经济联系由此成为中美国家战略的潜在契合点。这也深远影响了1977年以后的中美关系。

尼克松政府对华“经济接触”政策与实践——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973年访华”为案例

"经济接触"是尼克松对华"接触外交"的一项重要政策。该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向中国"示好",但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经济接触"是否应当超越"示好"而转入正式贸易谈判展开了争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正是这一分歧的妥协产物。从短期目标来看,由于美国政府内部政策争斗,该委员会于1973年的首次访华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此次访问事实上将"经济接触"政策推入了下一阶段,从而完成了超越"示好"的目的。

1975—1977年中美贸易额下降论析

1975—1977年中美贸易额下降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由于中国对美出口额增长缓慢,这主要是由国内落后的生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华出口额的急速下降,这是导致此次贸易低谷的主要原因,而其中的主导因素是中国单方面大幅度削减甚至取消了占据中美贸易重要地位的农产品进口订单。这个决定既有中国'以农为本,避免依赖进口'的粮食政策在1975年取得成效的因素,又是两国政治大背景的产物。一系列的政治因素在此问题上扮演着更为深层、长远和间接的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对中美贸易第一次低谷的研究使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并为当今中美贸易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