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汉末学术新变与梁鹄的碑刻遗珍

梁鹄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甘肃籍书法家,其一生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前期入选鸿都门学,以擅长书法而显贵;中期追随刘表,避乱荆州;后期归附曹魏,勤书自效。鸿都门学的设立,标志着汉末学术由重经学向重文艺的转变,梁鹄因此迎来了施展书法才艺的特殊机遇。汉末动乱虽然使梁鹄的人生跌宕起伏,但也使他不断地融入汉魏之际新的学术中心,书法技艺因此更加精湛成熟。其八分书如《孔羡碑》等,“笔尽其势”,代表了汉末魏初八分书的最高水平。“八分”体的单独命名,也与师宜官、梁鹄一派的成就和影响密切相关。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五胡十六国时期,略阳氐族苻氏自陇右而关中、中原的迁徙发展,以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域佛教文化的借鉴、对新兴的玄学思潮的接受,在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中,堪称典范。苻氏家族崇儒学、奉佛法、谈玄论道,不仅是争承正统、君临华夏的需要,也是提高家族地位、跻身于衣冠世族的需要,更是特定时期多民族文化趋于融合的历史必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苻氏家族最终未能实现一统华夏的梦想,但是,其自身体现的进取精神、对多元文化的兼收并容以及促进多元文化交融的客观效应,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讨学习。

黄石公故事献疑

圯上授书张良的黄石公 ,生能预言天下兴亡 ,死后化为“榖城山下黄石” ,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通过推究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们认为 :下邳隐士授书可能是真 ,而能“立言于前 ,有徵于后” ,死后化为“榖城山下黄石”的“神人”黄石公绝对是假。先民悠久的灵山灵石崇拜意识 ,秦汉之际借谶语反秦的俗尚 ,姜尚、管仲、张良等人的赫赫功业 ,以及大汉君权神授的迷信观念等 。

《西京杂记》非葛洪伪托考辨

葛洪《西京杂记跋》所言真实可信。《西京杂记》一书,确系刘歆草创,经后汉三国时期的漫长流传,至葛洪始编集成书。其文本内容虽然已非刘氏之旧,但此书作为补遗之作的史料价值,决不可轻易否认;前人关于《西京杂记》系葛洪伪托的论断,也根本不能成立。葛洪自觉整理保存汉代逸史的学术功绩,应该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

索靖生平著作考

索靖是魏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由于遭遇乱世,其大量作品散佚不存。《晋书》本传所载生平事迹也过于简略。通过稽考《法书要录》、敦煌遗书、唐宋类书等文献资料中的相关记述,不仅可以厘清关于索靖生平著作的不少疑惑和争议,而且可以对其以三次入京为线索的人生轨迹进行更为清晰的勾勒梳理,对魏晋时期河泷文化的发展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定位。

从大漠敦煌到弘农华阴——汉末敦煌张氏的迁徙及其家风家学的演变

汉末名臣张奂本敦煌渊泉人,后因平定羌乱有功,朝廷恩准徙居弘农华阴,这是造成史籍关于张奂父子籍贯表述不一的根本原因。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遭遇党锢之祸的张奂仍然固守着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仕途的险恶以及汉末士人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使张芝、张昶等人毅然放弃了经学儒业,走进了书法艺术的神圣殿堂。张芝草书不仅引发了汉末士人学习草书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艺术化进程,而且为士人寄托性情、张扬个性、实现人生价值开辟了新的通道,书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因此大为改观。

《抱朴子外篇》的成书及思想倾向

葛洪虽然曾以“文儒”自许 ,但真正使他扬名后世的 ,却是他在道教领域的不凡成就。与之相应 ,《抱朴子内篇》一直倍受世人重视 ,而对《外篇》的研究却相对冷落。通过对《外篇》的成书及思想倾向进行详细考辨 ,我们认为 :葛洪于晋惠帝太安元年 ( 30 2 )开始草创《外篇》 ,经十多年的努力 ,至晋元帝建武元年 ( 317)大体写定 ;他撰写《外篇》的主要目的在于留名、助教、资治 ;《外篇》的思想应以其自述为据 ,属儒家。

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唐代以前关于李陵的认识和评价,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和演变。汉昭帝始元六年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为经学时代班固书写李陵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时人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五胡乱华以后,李陵接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刘琨等文化精英肯定李陵,突破了此前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拓跋鲜卑等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凸显了李陵在胡汉融合过程中的象征意义;江淹等南北朝文士拟引李陵,使其形象完成了由"武士"到"文士"的转型,李陵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确立。传世李陵之作,真伪难辨,唐代以前多信其真,宋代以后多疑其伪,全面否定或肯定,均非的论。

皇甫谧籍贯及相关问题考论

魏晋学者皇甫谧的籍贯归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远祖定居安定朝那,曾祖迁居陕西邠、岐,自身又徙居河南新安。对他而言,"安定朝那"只是其姓望即宗族籍贯、姓氏所出,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与其生前住地没有联系。注重门第、标榜姓望的时代风尚和因战乱、仕宦导致的迁徙不定,是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

新出北周刘义夫妇墓碑墓志考释

甘肃省榆中县新近出土的北周刘义夫妇的墓碑和墓志,不仅记载了苑川刘氏的家族盛况,补充了正史记载的阙失,为深入了解北朝后期河陇豪族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史料和信息,而且再次印证了十六国西秦以来榆中县苑川河流域曾经的繁荣和辉煌。在北朝后期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以原州李氏、苑川刘氏为代表的河陇豪族,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建功立业,促进了民族融合,推动了历史发展。论文对碑志文本及其承载的历史信息进行了详细考释,以期尽量还原历史事实和历史语境,再现北朝后期河陇豪族的历史风采。

《抱朴子外篇》所载东晋初年《庚寅诏书》考

《抱朴子外篇》所载《庚寅诏书》,是司马睿在东晋建国之初颁发的一份比较重要的诏书。但由于史乏记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通过详细考辨相关文献,可以肯定,其具体颁发时间在建武元年(317年)三月初八(庚寅),主要目的是“备百官”,“彰宪典”,为建立东晋王朝做准备。

从叙事视角看《西京杂记》原始文本的作者及写作时代

从《史记》成书到《汉书》问世,两汉历史叙事的视角,经历了由第一、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双重视角向单一的第三人称视角的转变,此后,《汉书》的叙事视角随同其他体例一起成为断代正史的定格,而《史记》及其续补之作的叙事视角,也相应地固定为西汉中后期特有的时代风尚。《西京杂记》文本明显的《史记》型叙事视角和选材取向,不仅与《汉书》以后《后汉书》、《三国志》等断代正史的叙事视角绝不相类,而且与《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博物志》、《搜神记》等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视角明显不同,所以其原始文本的写作时代,应该就在西汉后期。这一结论与考古发现对《杂记》内容的印证等其它证据相结合,说明葛洪关于《杂记》文本源自刘歆的说法能够成立。

辛德源生平著述考

辛德源是北朝后期陇西狄道辛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其学术成就与地位声望虽然不及牛弘、辛彦之等人显著,但作为南北文化交融时期著名的河陇文士,辛德源参与过当时不少重要的学术活动,也为"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大量作品散佚不存,迄今为止,辛德源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所以全面钩稽相关文献,对其生平著述进行详细考述,不仅可以为重新认识和评价辛德源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有助于对南北朝后期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和辨析。

发覆正谬 抉隐探微——评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

200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新版中增加了《庄蹻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两文，并利用《包山楚简》对《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淖滑灭越与屈原统一南方的政治主张》等文进行增订。仔细拜读该书，受益颇多。今就自己感受较深的几个方面略陈管见。

李陵《答苏武书》真伪再探讨

《文选》卷四十一所收《答苏武书》应为李陵的可信之作。其具体作时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九月。作为特殊情境下的特定产物,此信不仅全面展示了李陵晚年矛盾纠结的悲伤情怀,而且深刻体现了汉代非主流文学的精神诉求,对于深入了解汉匈文化交融背景下李陵的文学风格以及汉武帝时期的士人心态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秦仲始大与河陇文学的滥觞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情况推断,秦人的兴起以及周代礼乐文明在陇右的广泛传播,肇始于秦仲时代。从周宣王晋封秦仲为大夫到秦文公归葬西垂,早期秦人留守、经营陇右一百余年,极大地促进了陇右地域文化的发展,见于文字记载的早期河陇文学作品也在此期间产生并广泛流传。

红萝卜乳酸发酵饮料的研制

以红萝卜为原料,通过接种乳酸菌进行乳酸发酵制成红萝卜乳酸发酵液,经调配制成红萝卜乳酸发酵饮料。以产品感官评分为评价指标,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得到红萝卜乳酸发酵饮料的优化配方为红萝卜发酵液添加量25%,果葡糖浆添加量5%,CMC-Na添加量0.1%和柠檬酸添加量0.4%,所制成的红萝卜乳酸发酵饮料呈浅玫瑰红色,具有红萝卜天然香味,兼有乳酸发酵香味,酸甜适中、爽口柔和。

《汉武帝内传》非葛洪之作补证——兼论逯钦立辑录五首葛洪佚诗的真伪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汉魏六朝杂史杂传小说研究的日渐深入,葛洪造作《汉武帝内传》的疑问也越来越多。综合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对西王母会汉武帝的传说只字不提,《抱朴子.内篇》无一语涉及佛理,对所谓仙药的认识和等次划分与《内传》也明显不同等文本方面的证据,可以推断《内传》不是葛洪所作,逯钦立辑录的五首佚诗也不是葛洪之作。此外,《内传》的诗文用韵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吴语特征,陈国符关于"《内传》韵文于汉代出世"的结论也值得商榷。

“洪生”与“虱子”的对立统一——阮籍对礼法之士形象的经典塑造及其审美意蕴

阮籍笔下的礼法之士既是"洪生",又是"裈中之虱",是二者的对立统一。先秦以来以虱比人的文化传统、哲学思辨中的"小大之辩"以及汉末以来名士风尚中的"扪虱而谈",对阮籍型塑礼法之士有重要影响。阮籍用丑的意象、荒诞的手法、类似讽刺喜剧的形式深度展现现实生活中复杂多维的人性,揭示名教礼法的虚伪和魏晋上流社会的腐朽,产生了极具张力的审美效果。这一文学典型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意义,也为后世塑造人物形象树立了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