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

把党校建成党员干部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平台

202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并指出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是党校的独特价值所在。在具体要求党校如何为党育才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阐发理论修养、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党校理论培训之间的基本关系,为党校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提供了重要遵循。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利用治理体系来处理公共问题和优化政治产品供给,日益成为时髦的政治主张和活动。超越向市场或政府的单向度回归,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整合市场、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政治影响力,高效地优化政治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和公平性。政治产品供给侧是自主地生产和分配政治产品的制度化政治体系,供给侧结构是组成供给侧的基础要素。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内容和目标是:国家政治体系对政治产品生产和分配体系中的价值判断、供给主体、供给工具、供给路径、产品类别等要素加以改进,使得各要素和要素组成的供给侧具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耦合的制度性特征。

整合与能力:民族整合视域下国家能力构建探析

20世纪80年代,比较政治学开始重新聚焦国家在政治运行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对比研究苏联、拉美国家、土耳其、苏丹、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民族政治问题,可以发现引起和激化这些国家民族政治冲突的主要因果机制是民族压制消减机制、民族权益受损机制、民族诉求多极化机制和民族运动暗涌流变机制。脆弱的国家能力无法公平保障多元权利或高效治理政治冲突,甚至异化为族际压制的政治工具,又是这四大机制的基础性共同要素。因此,国家能力的构建--国家体系和政治精英(集团)在既定主权共同体内,将传统的国家权力向国家能力三大基础特性(自主性、功能性、建制性)改造转化,最终构建起多元权利保障、族际关系协调和主权体系维护等需要的新型"国家权力"--便成为实现和发展民主化中民族整合机制的基础过程。

现代民主合法性的两张面孔

在卢梭的规范主义和韦伯的经验主义的对立与两次现代民主合法性危机中,民主合法性的内涵渐渐明晰起来。民主的合法性包含了在规范维度上论证民主普遍可欲性的核心价值和在经验维度上承载着民主基本可行性的原则性程序,这两点的耦合形塑了人们对民主的认同和信赖。新兴的民主国家只有建立稳固的民主双重合法性,才能破解民主衰弱和民主化回潮的困局。

民主转型中族际冲突的政治制度原因探析

很多多民族国家在经历民主转型后不但没有迎来民族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国家主权的稳固,反而承受长期的族际冲突和政治体系动荡。有三大政治制度原因值得关注:一是投票竞选导向的转型模式易带来族际政治不公,二是民主转型中不平衡的权利配置恶化民族矛盾,三是民主转型中权利(力)规制机制缺陷干扰权利保障,因此,新兴民主国家需要促成政治参与自由化、议会构成公平化、多元权利(力)协调体系权威化以及民族冲突治理机制高效化,最后实现政治发展沿着民族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法治发展和主权稳固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向威权政体倒退,以不公正的民族压制来解决民族冲突。

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弹性研究

在利用市场自身调整和依靠国家全面干预之间,寻找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间路线的国家治理,日益成为时髦的词汇和政治活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弹性体现为,治理体系能包容日益多元的政治行为主体和公共的善,并在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适度刚性的基础上,根据权益诉求和政治生态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制度调整,以实现整个体系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弹性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公共善的包容性、治理体系的改良柔性以及弹性制度具有刚性原则。具有制度弹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打破了传统统治体系的排斥性和刚性,降低了社会运行和转型中的革命风险。

以权利看待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在现代民主制中的核心地位刍议

在现代政治中,"人民的统治"和选举投票常被当成民主的同语表述。然而这两者只是反映了民主运行的表面特征,而未能揭示其核心价值和伦理根基。不同的是,人权和公民权价值论证了民主合法性根基,并揭示了民主(特别是现代民主)与其它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从而构成了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和价值。在学理层面,权利核心价值贯穿于目标逻辑、主体逻辑、程序逻辑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现代民主基础性结构。在制度层面,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核心目标,并在实现民主制的改进弹性和法治化这两个路径上巩固和发展着民主制。

从多数主义民主到协和民主:民主转型中民族整合模式转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启后,相当数量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转型中,由于简单地推行多数主义民主而无法公正地保障和协调国内民族的多元权利,最后导致民族整合失败,并且经历长期的社会政治动荡和民主建设的停滞。不同于强调个人主义和多数决原则的多数主义民主,以协调民族集体权为基础价值和基本功能,协和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通过保障族际政治公平来协调权益冲突与强化国家认同,从而为新兴主权体的构建和民主化的推进提供稳固的民族整合制度基础。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对威权国家社会转型的启示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从个人主义的自由与自发秩序、经济自由主义与放任主义、高度计划的社会对自由之侵害这三个方面,系统地阐发了高度计划的社会造成的对人的奴役。该书的思想对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同样有着重大的启示。通过分析自由和权利享有度同政策成本形成的递增函数关系以及自由和权利享有度同社会转型中的个人风险形成的递减函数关系,可知社会转型中的威权主义国家只有建立起保障自由、协调权利和整合社会的制度化的政治体制才能为成功转型提供长久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大陆人权教育概览

主要论述大陆人权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阶段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人权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介绍一些其它地区人权教育的经验。

民族政治与国家自主:民族冲突与民族整合中国家自主性探析

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发展和民族运动问题促使比较政治学重新关注和系统研究国家的基本特性和运行模式。对苏联、俄罗斯、土耳其、缅甸、南非和西班牙的民主化和民族政治问题的比较分析发现:五大民族冲突机制引发和升级对抗性民族政治运动,进而导致政治秩序脆弱和政治发展乏力。国家自主性的薄弱或缺失又是这几大冲突机制共同的基础性因素。因此,国家自主性构建发展便是规制民族运动和实现民族整合的主要前提。整合型文化培育,政治精英妥协达成和宪制体系构建等又是国家自主性构建路径的基础性结构要素。

协和民主在民主化中的民族整合效能

由于没能处理好各种新旧民族权利问题,很多民主转型中的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压制消减机制和族际利益受损机制的作用下,最终只能面临民族整合的失败和民主化的举步维艰。以民族集体权为基本价值的协和民主制度,能在民族政治平等的基准点上,通过修正选举民主、保障民族政治参与和实现民族自治,来协调冲突和强化国家认同,从而促进民主化中的民族整合。此外,协和民主的构建、功能发挥和运行矫正,离不开个人权利保障制度对集体权利保障制度的补充。在横向和纵向上,这两项制度构成了密切国家、民族和个人三者联系的制度网络,抑制了民族分裂和推动了民主化进程。

抗争政治:权利文化在民主化中的生成路径

现代民主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因此民主化的实现离不开以尊重权利为根本内涵的权利文化。权利文化通过实现民主价值共识、促进政治制度化和宽容多元政治主体,推动着民主转型和民主的巩固。在民主国家的民主深化和维权国家的民族转型中权利文化的生成都依靠抗争政治的路径,但抗争政治的类型却不同。在前者中,权利文化生成依靠的是正式制度框架内的抗争政治。在此类抗争中,公众虽然反对部分的政治制度,但是对政治体系的整体合法性有高度认同。在后者中,文化生成依靠的则是在正式制度框架外的否定现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抗争。

从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看生态问题及中国环境治理

马克思主义异化论从"否定"的哲学视角阐述了损害人基本尊严和破坏自然生态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从"肯定"的角度论证了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就是异化消除后人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最高状态。所以,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平等受益于自然并共同保护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的实现,就以异化的消除为前提。面临严峻环境生态问题,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完善环境保护相关制度来解决问题。

保障人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根本价值

中共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规定了群众路线的根本价值,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又设定了群众路线的可行性操作策略。只有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群众路线才能具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领导力。中国朝着权利社会、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这一方向的转型要求群众路线必须从政党许诺对应群众行动的政治动员机制转变为人民权利对应政党义务(或政党权力对应政党责任)的政治契约实现机制。

民主化中民族冲突的制度因素分析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新兴的民主制度在一些多民族国家中不但没有带来政治自由平等,反而造成了民族冲突的激增和国家的动荡不安。究其制度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普选制重于协商制的制度缺陷造成了族际不公,其次是民族权高于公民权导致政治动乱恶果,再次是限权机制的缺位使族际互动无序失控。民主发展进程中的病症还需要民主制度的完善来医治,多民族状态下国家建设策略不是退回旧的政治体制,而是通过民主制度的创新和多元包容功能的发挥来疏导和解决民族问题。

不平等与政权更迭--民主转型与民主制的稳定

近年来,卡莱斯·博伊克斯(Carles Boix)、达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以及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研究聚焦于朝向和背离民主制转型过程中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使用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第三波"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和回潮的一个原始的定性数据,通过因果过程的观察来评估他们的主张。我们发现分配冲突作为他们理论中关键的因果分析机制,只出现在刚刚超过一半的案例中。与理论上的预期不同的是,大量的这类转型发生在那些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在所有发生民主回潮的国家中低于1/3的民主回潮是由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分配冲突所驱动的。我们认为关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回潮两个问题都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替代性的因果分析途径。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基本情况及当地居民对农村三级医疗网络的参与程度。方法选择贵州省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在县、乡、村医疗单位进行相关调查,并对所在地区部分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地区近三年来县、乡级医院总人数、高级医务人员所占的比例及执业医师人数明显增多。少数民族地区受调查人群中仅少数人对农村三级医疗网络有一定的认识,明显少于发达地区人数。少数民族地区受访人群患病时多数到乡、村级医疗单位看病,部分人群在患病时用草药等乡土办法自己处理,转到外地看病的人数及生病就医次数较发达地区明显偏低;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群对承担医疗费用的困难较大,觉得看病难的人群较多;但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要高于发达地区。结论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地区县、乡级医院近三年来规模和医疗人员水平提升很快,对支撑当地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起到重要作用,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少数民族地区人群对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较低,就医状况不理想,承担医疗费用能力较低,享受良好医疗资源情况较发达地区明显不足。

以民主看待权利

如同很多权利理论家那样,皮特·琼斯(Peter Jones)认为权利超然于政治又规约着政治。然而,他也承认权利本身存在着合理的争论,对作为公平的权利的争论也应该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在本文中,我认为权利需要具备民主的正当性,而且只有通过在其中那些相关者都能兼听其他方面的人和事的民主程序,权利才能获得该正当性。我将这一论断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non-domination)理论相结合,并认为其与洛克派哲学的(Lockean)理论架构相一致,而且权利被洛克哲学看成是对强权的限制比其被自由主义视为外在于民主程序之物更为恰当。正是察觉到了支持以权利为基础的司法审查的论断之隐含内容,我才得出文中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