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的发展——从王国维到廖奔

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哲理,适用于一切事物。戏剧理论与戏剧史学科的否定之否定,意味着有所选择的继承与创新。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中,20世纪上半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是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戏剧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是对斯坦尼戏剧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在建立自身理论的过程中,他们既经历了对前辈理论的吸收,又有否定之否定的提高,从而体现了近现代西方戏剧理论的发展。同样,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过程。从案头到场上、到综合艺术论的全史研究,是周贻白对王国维的否定之否定,也是张庚、郭汉城对周贻白的否定之否定,由此成就了新时期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对古代戏曲史的阐论,进而有叶长海学术团队正在进行中的课题项目——"中华戏剧通史"。20世纪的中国戏剧戏曲史学科理论,正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辨证研究中得以发展的。

一段公案 两种史观——任半塘、周贻白戏曲史学思想之争

20世纪伊始,史学勃兴,形成了分别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的史观、史料两大派别,这两派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冲突对立之中。戏曲史作为历史学的支脉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爆发了一场任半塘诉讼王国维和周贻白的史学公案。1958年,任半塘著《唐戏弄》出版,对以往的戏曲史著作多有批评;前后他还两次发表文章,严厉批判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及王本人,引发了一场学术界关于戏剧、戏曲命名的大辩争。这场辩争跨度时间长达52年,直到2009年,仍有学者就这一公案阐发自己的观点。纵览辩争文章,多是针对任半塘的反驳,很少有人注意到被批判者的态度。其实,"被告同案人"之一周贻白不仅有对任的还击,而且在自己最后一本戏曲史著作中,针对任半塘用功最深的《唐戏弄》逐条予以了批驳,这也是任在周贻白故去数年后仍愤愤不已,并将反驳周贻白的文字收入1982年新版《唐戏弄》中的主要原因。与以往文章观点不同,本文从20世纪两大史学派别争斗的背景下看待这段公案,认为其本质是两种戏曲史观的交锋。

戏剧传播之熵

噪音是剧场的天敌,一部剧场发展史就是努力消除噪音的历史,但由于噪音也是信息,因此剧场噪音无法彻底消除。一直有个误解,即剧场的噪音是由不文明观众制造出来的。若将戏剧看成一种直线单向的信息传播过程,将剧场看作剧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传播媒介,那么导演和演员作为戏剧信息传播的环节,可能比观众制造的噪音更大。戏剧信息传播最大的不稳定性,来源于导演对原作的错误解码和再编码,导演即是戏剧传播之熵,而演员对剧中人物的过度演绎则是信息冗余。他们共同增加了戏剧传播的熵值,并因此引起了无穷无尽的戏剧观论争。

身体美学视域下的性别异化——影视剧中性别错位现象批评

在消费时代,身体美学与消费主义的耦合使得身体既是消费对象也是消费主体,性别异化现象是身体审美过度消费的结果。当正常的身体审美不再能引起观众审美惊奇时,影视剧中便出现了一批性别错位的类型人物,这些以小沈阳、李玉刚等人为代表的性别异化现象,既是身体过度消费在影视剧中的集中反映,又深刻影响着大众的审美取向。

作为戏剧活动家的向培良

向培良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位戏剧家。他率先在戏剧理论上提出了"舞台是戏剧的本体"这一重要观念,直接影响了后来戏剧研究从案头到场上的转变。他在戏剧实践上也卓有建树,涉及剧本创作、戏剧导表演、戏剧舞美、戏剧批评、创办和管理剧团等。但是,因他作为"狂飙社"的一员曾受到过鲁迅的批评,又写过歌颂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剧本,再加上他评价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多以负面为主,所以他的戏剧实践与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人关注,对他生平活动的研究更是几近空白。近年来,随着戏剧史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向培良逐渐受到戏剧界的重视,对向培良的研究也开始见诸文字;但成果仍然较少,有分量的文章不多。本文的撰写,是根据上海20世纪早期的资料,对向培良在该时期戏剧活动、戏剧研究和戏剧实践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的梳理和总结。

第一部中国戏剧史考论

据统计1,一百多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国戏剧史已近百部。但是,究竟哪部著作是最早出版的,哪部著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戏剧通史第一部,至今还聚讼不一。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被称为中国戏剧史的开山之作,学界似乎已有定论;哪部著作是中国戏剧通史第一部却还有待考辨。本文就这两个问题,详细查证了有关文献,找到了能找到的王国维之前种种中国戏剧史,以及《宋元戏曲史》为何被称为第一部中国戏剧史的佐证,并根据史著体例和内容,辨析认证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为第一部中国戏剧通史。

周贻白先生对戏曲音乐的研究

周贻白先生在撰写《中国戏剧史》时,对中国戏曲各个部门的发展都做了专门的研究。在戏曲音乐方面,他针对音乐这一戏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考查了戏曲音乐的发展流变,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看法。此外,他还针对元人燕南芝庵所著的《唱论》、明人魏良辅的《曲论》、明末清初人李渔的《闲情偶寄·演习部》和戏曲界流传的手抄秘本《明心鉴》等涉及戏曲演唱和音乐的专著,分别进行了注释和辨析,并有自己精彩的见解和发挥。在此基础上,周贻白先生从历史的衍变和地域的流播上,将中国剧种声腔划分为"昆、高、梆、黄、柳"五大类别,并在配乐及具体演唱方法上进行了详细甄别。

张学津 年少成名的老生

正张学津在被强迫劳动九个月后,总算凭周总理的一句话:"学津还年轻,可以再教育嘛",而得到了解放京剧大师张君秋之子,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国家一级演员。自幼受家庭熏陶,7岁开始学戏。先后拜陈喜光、王少楼、马连良为师。以京剧《箭杆河边》、《画龙点睛》闻名。表演深得马派神韵,唱腔融"余"、"马"两派于一体。张学津(1941-2012)

长沙老几由来硬 走遍天下不信邪——编制周贻白年谱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新资料

周贻白（1900～1977）,或作夷白,原名周炳垣,曾名一介、慕颐,笔名六郎、剑庐、云谷,一度化名杨其敏①。湖南长沙人,近现代戏剧史家,戏剧理论家,戏剧电影作家②。青少年时期曾搭戏班学艺,做过湘剧、京剧和文明戏专业演员;同时刻苦自学,研读文史典籍。

《中国戏曲通史》与“前海学派”

《中国戏曲通史》是一部有争议的重要史著,争议的焦点在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也是其最初得以成书的使命,是文化部长茅盾亲自下达给戏曲研究院的政治任务,是要翻译给外国人看的。这决定了《中国戏曲通史》具有两大鲜明特征:意识形态和通俗易懂。在完成戏曲通史的过程中,其著作团队"前海学派"也逐渐成军,他们与著作一样受到学院派学者的质疑。站在中国戏曲史学史的高度看《中国戏曲通史》,它是一部最具创新性的重要史著,而著史群体"前海学派",也是戏曲史学上一个值得研究的全新现象。

迷失在一味创新里的戏剧——观法语戏剧《2666》

我们正身处一个科技改变一切的时代,创新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唯一审美追求。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情商却越来越低,人情味越来越薄。个中缘由恐怕与用科技手段解决艺术问题脱不了干系,是艺术对人心的疏渝和澡雪功能让位给了创新和求奇。康德在对人类面临的事实世界（宇宙）和价值世界（道德）划分时提到：＂在人类进入不可知的领域,

一部有民国意识形态的戏剧史──徐慕云和他的《中国戏剧史》

编纂历史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门大学问，历史学者总结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烈，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二是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中国从唐朝开始，政府开始参与修史，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并成为政府行为。从史著的完备性上来看，政府主持修史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历史所跨年度大，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复杂，史家个人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并且越到后世，越不可能。唐初由史馆修八史，集体创作，皇帝支持，宰相监修，既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

筚路蓝缕之功 高山仰止之情——纪念周贻白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4日,"纪念周贻白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联合主办。会议邀请了周贻白先生的生前友好、亲炙弟子。

一百年来对《宋元戏曲史》的超越与尝试

1915年，商务印书馆刊印了王国维著的《宋元戏曲史》单行本。一百年来，此著不仅被学界称为中国戏剧史的“开山之作”，也一直是文学史家的摹本和戏剧史家比较、学习、模仿和超越的对象。吴梅、青木正儿、周贻白、任半塘等戏剧史大家，无不是在《宋元戏曲史》的基础上或比较、或学习、或批判而成名成家的。时至百年后的今天，《宋元戏曲史》真被超越了吗？是否存在超越它的可能？本文针对这两个问题从文本传播的角度，给出了答案。

周贻白先生的“史家四长”

一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总结前人的论述，认为：“好的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四长。”Ⅲ所谓史德，就是作史的人心术要端正，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根据梁启超的总结，就是要做到不夸大、不武断、不附会。 周贻白先生作为公认的中国戏剧史的大家，这“四长”充分体现在了他的七部戏剧史著作中。先说不夸大，尽管周贻白对中国戏剧极为热爱并终身事业之，但他在戏剧史中面对中国戏剧的晚出，并没有上天人地找证据以证明在汉唐就有真戏剧出现，而是老老实实考察百戏、大曲和简陋的剧场，证明中国戏剧晚出的原因在于歌舞的势力太强大；再说不武断，在周先生的七部戏剧史著中，无一处看到他说过头的话，每个论断都极为谨慎，“或许”“也许”“未必”是他在没把握时常用的词语；至于不附会，周贻白是第一个起来质疑王国维、吴梅两位戏剧大家的戏剧史家，他对于二人对元杂剧场上演出的不求甚解很不满意就是证明。

苦难里开出的醉人花朵——评俄罗斯话剧《兄弟姐妹》

2017年3月4日，第四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开幕，首演剧目是当代俄罗斯戏剧代表人物列夫·朵金执导的话剧《兄弟姐妹》。全国各地戏剧工作者云集津门，

第十届华文戏剧节观剧摭谈

2016年4月8日至15日，第十届华文戏剧节在香港盛大举行，这是“两岸四地”戏剧人两年一度的节日。经过长达一周的学术交流、演剧观摩和观剧讨论，“两岸四地”的戏剧学人充分展示了各自作品的原创力和学术的关注点。当然，剧场、舞台和演出始终是华戏节的核心话题。

被解放的舞台艺术:评文旅戏剧《只有河南》

王潮歌在“印象”“又见”两个系列实景演出取得成功后,转场室内舞台剧,执导《只有河南》项目,在一座有21个形态各异剧场的“戏剧幻城”里演绎河南人的故事。演出吸引了上百万观众前往观看,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旅景观。《只有河南》在艺术上打破了舞台对剧本的限制,时空对剧情的限制,剧场对观众的限制。在被解放的舞台上,呈现出一派全然不同于以往的艺术样式。

《情人》:一部有待经典的戏剧

有些感悟和启发,文字不能给,但舞台表演可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独幕剧《情人》就是这样一个戏。这部创作于1962年的独幕剧,读起来平平无奇,读过之后似有余味,想去捉摸却又飘忽不定,直到2021年年底看过北京人艺导演徐昂,演员卢芳、荆浩在人艺实验剧场的演出,才恍然大悟,这是一部真正的戏剧,具有经典戏剧的一切特征。形式上既反叛又继承、既创新又回归、既有独特性又有普世性,内容上写人性,写人性中最隐私的“性”。

论早期中国话剧的社会功用与发展逻辑

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戏剧传播居功至伟。正如英国人所说“在上帝之后,莎士比亚决定了我们的一切。”话剧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有同样的示范功用。中国早期留日派话剧独有的“烈士情结”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助益很大;留美派胡适的《终身大事》鼓舞了新女性的自由独立;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成为婚恋教科书;尤其是曹禺的剧作,深刻挖掘了中国人个体悲剧的内外因素,否定了不值得过的旧生活。中国现代话剧尽管没能完成像西方戏剧一样扭转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任务,但因有了舞台上活生生的样本作指导,使中国人对现代生活的认知日益清晰,为后来抗战话剧和新时期话剧的发展奠定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