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改革、政府权力下放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

分类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何通过分类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活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以《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这一政策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以政府权力下放为主要特征的分类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分类改革从总体上促进了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相比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施对竞争类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积极影响更强,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发现,从创新意愿维度看,分类改革实施通过强化股权治理以及高层治理等方式有效促进了竞争类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升。从创新资源维度看,分类改革实施并未在短期内有效促使特定功能类和竞争类国有企业在政策性负担减轻方面产生明显差异,但从长期来看,竞争类国有企业税收负担显著减轻,并带来其创新资源投入的有效增加。(3)异质性研究发现,分类改革对两类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差异的作用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或市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更显著,从而进一步论证了政府放权意愿对分类改革成效具有的重要影响。

城镇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家庭消费STIRPAT模型

城镇CO2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省域作为碳减排配额分配的主体,在推动省域节能减排上势在必行。基于拓展的家庭消费STIRPAT模型和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城镇碳排放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方法对模型系数进行估计。实证表明:省域城镇碳排放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且直接效应下,所有地区已经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本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是影响本省城镇碳排放的一大要素;从人口因素来看,城镇家庭总户数和城镇平均家庭规模与城镇碳排放显著正相关。

经济新常态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

本文利用TVP-FAVAR模型实证检验经济新常态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动态有效性。研究表明,在“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利率对价格调控滞后3阶有效,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推进,2018年利率调控的时滞效应消除,且对价格和产出水平均能有效调控;汇率不能对价格和产出进行有效调控;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进出口、贷款、股票市场等的调控效果较好,而汇率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股票市场等调控效果较好。总的来说,利率调控的效果比汇率调控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