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构建及实现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

在从输血式扶贫走向协同式扶贫的过程中,社会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致使贫困地区的扶贫绩效逐渐走低。社会资本理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金沙模式"的个案研究可以为我们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多元协同扶贫机制提供经验证据。社会资本对于精准扶贫背景下多元协同扶贫机制构建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为多元协同扶贫培育理性的参与主体,有利于精准帮扶;为多元协同扶贫提供基本的运作机制,有利于精准管理;为多元协同扶贫构筑必备的参与网络,有利于精准识别。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日益成为多元协同扶贫的"痛点"。为此,应通过重建社会信任、健全规范供给、扩大关系网络及政府角色换位等途径重构社会资本,为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

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项目制减贫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分析

项目制作为中国减贫治理所遵从的基本逻辑,呈现出减贫边际效益递减的内卷化特征。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根据精准扶贫的内涵将项目制减贫绩效分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维度,然后在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府行为、执行者素质、社会参与和行政环境影响减贫绩效四个维度的理论假设,进而构建了项目制减贫绩效与影响因素的关系模型。基于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政府行为、执行者素质、社会参与和行政环境显著正向影响减贫绩效,其中精准识别、精准考核维度的绩效受政府行为影响最大;精准帮扶维度的绩效受社会参与影响最大;精准管理维度的绩效受执行者素质影响最大;各个维度的绩效也均受行政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后,就提高项目制减贫绩效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协调联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变革的新趋势

在"共时性挤压"状态下展开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分散性、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地相互叠加,传统的政府"统制"结构、协同互动结构显得捉襟见肘,呼唤着地方治理结构的变革。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基于正在形成和完善中的协调联动结构在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实践,从解构的角度入手,尝试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结构模型,即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责任机制在企业运转中的关键性作用。

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公共行政学视角:基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述论

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在于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学界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缺乏公共行政学视角。通过开展中国发展模式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对话,发现是地方发展型政府形塑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以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生成、运行及效应为叙事线索,以经济职能履行为中轴的解释路径为理解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公共行政学视角。依照纵向的央地关系与横向的政市关系、政社关系,将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实践图景归入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地方政府统合主义与地方制度主义三个不同的解释框架。寻找中国发展模式的公共行政学视角,有利于重新发现中国情境下的公共行政实践,以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化,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贡献理论力量。

城市“小区病”:特征、类型及治理工具

城市"小区病"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商品化住宅小区人口和经济资源过度集聚,小区构成要素失衡、社会管理失位而引致的诸种社会病态。城市"小区病"是普遍存在的,病情因地而略有差异。其病型可分为社会病、生态病、经济病和精神病四种。城市"小区病"的根由,可由政治、政策、问题三种源流得到解说。其治理的方法,应在自愿性、强制性和混合型工具基础上,组合运用,因病制宜。

“任务决定职能”:重新发现地方政府的职能履行

面向中国场景重新发现地方政府的职能履行,需要通过情境化研究解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日常行动实践的零散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本文基于元县住建部门的田野调查,提炼出地方政府从抽象职能到具体行动的情境化变量——任务,进而从社会行动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职能履行的任务逻辑,并提出了“任务决定职能”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任务决定职能”存在两阶决定路径:一阶决定是任务属性决定职能履行;二阶决定是任务类型决定职能履行。其中,前者以组织基础为中介变量,即非常规任务与常规任务的实现依赖于不同的组织基础,进而产生了不同的职能履行模式;后者以注意力分配为中介变量,即不同的任务类型存在差异化的注意力分配,从而诱发了不同的职能履行模式。最后指出,通过构建“任务决定职能”的理论框架,发掘出政府过程中更为具体的因果机制,同时也为优化地方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协调联动:地方治理结构变革新趋势

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