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体位固定技术对三维适形放疗中肺癌靶区勾画和计划的影响

目的分析三维适形放疗中采用不同的体位固定技术肺癌靶区勾画体积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危及器官所受的照射剂量的变化。方法在经病理证实的肺癌患者中,选取肿瘤原发部位为下肺者15名,患者的KPS系数均≥70。对患者行热塑体膜固定或者真空垫固定加辅助人工腹带两种固定方法。对两种定位方法各行1次CT定位。同一患者的两组CT图像在计划系统上重建后均由同一医生勾画。对两次勾画的靶区进行相同机架角度射野方式和相同射野权重的治疗计划。利用计划系统运算获得脊髓和肺部的照射剂量值以及两次勾画的靶区体积,记录这些数值。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脊髓,肺部的照射剂量变化和肿瘤靶区体积的变化。结果共检测原发病灶15例。两次计划的脊髓受照射最大剂量平均变化为146.1 cGy,变化范围为(146.1±157.7)cGy,P=0.003;双肺V20平均变化为1.4%,变化范围为(1.4±1.0)%,P=0.000;双肺的V5平均变化为5.3%,变化范围为(5.3±3.8)%,P=0.000.GTV体积平均变化3.3 cm3,变化范围为(3.3±3.1)cm3,P=0.001;CTV体积平均变化9.0 cm3,变化范围为(9.0±9.2)cm3,P=0.002;PTV体积平均变化39.6 cm3,变化范围为(39.6±26.5)cm3,P=0.000。结论采用真空垫加人工腹带等辅助定位装置可以部分控制呼吸运动,减少肿瘤体积,从而减少肺部的照射剂量和脊髓的照射体积。但是否因此而提高处方剂量,获得更好的肿瘤控制概率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支持。

基于锥形束CT的骨性自动配准、灰度自动配准在不同部位食管癌放疗中的摆位误差偏移差值比较

目的比较基于锥形束CT(CBCT)的骨性自动配准、灰度自动配准在不同部位食管癌放疗中的摆位误差偏移差值,探讨其精确程度。方法食管癌患者47例,按照肿瘤位置分为颈段及胸上段(统称为上段)14例,胸中段(统称为中段)21例,胸下段及食管贲门连接处肿瘤(统称为下段)12例。采用Truebeam直线加速器对患者进行放疗,并利用CBCT系统收集患者放射治疗首次以及疗程中每周一次的CBCT摆位验证图像,共完成272次CBCT扫描,将扫描结果导入放疗计划系统内与定位CT图像进行图像融合比较。采用骨性自动配准和灰度自动配准分别获取左右X轴、腹背Y轴、头脚Z轴三个方向上的摆位误差,由医师使用手动配准模式得到手动配准摆位误差。根据骨性自动配准记录患者在三个方向上的摆位误差为A,根据灰度自动配准记录三个方向上的摆位误差为B,由医师使用手动配准记录三个方向上的误差为C,以C为标准计算前两种自动配准模式的摆位误差偏移差值(|C-A|、|CB|)。结果在上段、中段食管癌放疗中,骨性自动配准与灰度自动配准在X、Y、Z三个方向的摆位误差偏移差值均无明显差异(P均>0.05)。在下段食管癌放疗中,骨性自动配准与灰度自动配准在X方向的摆位误差偏移差值无明显差异(P>0.05),而灰度自动配准在Y、Z方向的摆位误差偏移差值小于骨性自动配准(P均<0.05)。结论对于中上段食管癌,基于CBCT的骨性自动配准与灰度自动配准均可用来评估患者放疗过程中的摆位误差,对于下段食管癌,灰度自动配准更加精确。

中国旅游资源分区的初步研究

本文是在8000个旅游资源实体数据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的区域特征和旅游环境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形成了一个三级分区体系并得到一张中国旅游资源分区图。第一级区,有八个资源区。第二级区,有41个资源区。在每个二级区内有或多或少的三级区,然而,每个三级区必须是根据旅游资源数量、质量和交通条件得出的五类三级区中的某一类。分区程序采用从低级区向高级区归并的方式。本结果对管理旅游资源和发展中国旅游业有重要参考价值。

锥形束CT引导下应用SBRT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观察

目的:评价锥形束CT(cone beam CT,CBCT)引导下应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近期疗效及毒副反应。方法:选取17例I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CBCT引导下的SBRT胸部放疗,SBRT处方剂量DT 60 Gy/12 f,5次/周,95%以上计划靶区(PTV)满足处方剂量,90%等剂量线包含整个靶区,严格控制各危及器官剂量:双肺V_5<50%、V_(20)<20%,脊髓D_(max)<25 Gy,心脏D_(mean)<27 Gy等。每次照射前均行CBCT扫描并在线匹配、校准。结果:所有患者均完成放疗并随访3~24个月(中位随访期18个月),其中完全缓解(CR)4例,部分缓解(PR)12例,稳定(SD)1例,无进展患者,总有效率为94.1%。1年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分别为100%和100%。2年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分别为88.2%和82.3%。放疗期间未出现III级以上严重的放射性毒副反应。结论:应用CBCT引导下行SBRT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可显著提高其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毒副反应较轻,但其远期疗效及晚期毒副反应仍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非小细胞肺癌PET-CT定位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的剂量学研究

目的评价非小细胞肺癌PET-CT定位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SMART)的剂量学特点。方法ⅢA、ⅢB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例,分别于单纯增强CT图像下、PET-CT融合图像下勾画靶区,同一患者制定3种放疗计划:PET-CT图像下制定SMART计划(A组)、CT图像下制定SMART计划(B组)和3D-CRT计划(C组),评价3种放疗计划靶区、周围正常组织剂量分布情况。结果 A、B、C组GTV适形度指数分别为0.72±0.03、0.72±0.02、0.65±0.02,CTV适形度指数分别为0.64±0.03、0.64±0.02、0.53±0.03,GTV均匀性指数分别为1.14±0.02、1.15±0.02、1.12±0.02,经检验A、B组与C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组与B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A、B、C组正常肺组织V5分别为53.41±4.90、56.09±4.61、55.87±4.27,V10分别为33.56±4.02、35.95±3.35、36.36±3.57,经检验A组与B、C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B组与C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A、B、C组正常肺组织V20分别为23.47±2.10、25.69±2.15、27.69±2.07,V30分别为15.19±2.59、16.10±2.57、17.23±2.35,MLD(Gy)分别为12.58±1.23、13.62±1.19、14.21±1.20,食管V55分别为14.44±1.99、15.29±2.52、16.12±2.50,脊髓Dmax分别为37.45±2.39、39.38±2.78、40.13±2.52,经检验,A、B、C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非小细胞肺癌PET-CT定位SMART计划能优化靶区剂量分布,有效减少靶区周围正常组织受照剂量/体积。

利用锥形束CT研究食管癌自适应放疗对危及器官的影响

目的:利用锥形束CT(CBCT)获取食管癌患者治疗第1周的摆位误差,探讨个体化的PTV外放边界对正常组织受照剂量的影响。方法:应用瓦里安直线加速器机载千伏级CBCT(KV-CBCT)对27例食管癌患者在放疗第1周每天进行一次扫描,与计划CT图像进行配准后计算摆位误差,结合个体化的摆位误差在计划CT上重新计算每位患者的CTV-PTV外放边界得到PTV2,并重新制作放疗计划,得到Plan2,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图)来比较Plan2与初始放疗计划Plan1中肺V20、V30、心脏和脊髓的受照剂量。结果 :通过个体化外放边界得到的PTV2体积比原PTV(PTV1)小,Plan2中危及器官所受剂量均<Plan1:肺V20(24.0%vs.26.8%)、肺V30(14.1%vs.15.9%)、心脏平均剂量Dmean(17.3 Gy vs.19.7 Gy)、脊髓最大剂量Dmax(40 Gy vs.44 Gy)等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利用CBCT对食管癌患者治疗首周进行扫描获取个体化的摆位误差并修改初始计划,可有效减少PTV体积,并进一步降低靶区周围危及器官的照射剂量。

20世纪的"原儒"工作

20世纪的"原儒",一般是做探究"儒"的历史起源的工作,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工作对于儒家精神的说明性是很可怀疑的,这使得它们也许只应该被称为"说儒",而不应视为真正意义的"原儒"。本文从陈来的《说说儒》切入,分析20世纪各种"说儒"的来由,指出它们共同的不足。同时,本文的重心更在于指出,20世纪实际上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原儒"工作,熊十力和蒙文通可以作为程度不同的两个典范。通过分析,本文达成了对于"原儒"工作的三个原则的认识:"寻绎"、"原本"和"孔子一身及由孔子开启的儒家精神历史"。

恶性梗阻性黄疸腔内放疗联合适形放疗的临床研究

目的研究恶性梗阻性黄疸胆管支架置入术结合后装腔内放疗加适形放疗治疗恶性梗阻性黄疸的疗效。方法 30例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随机分为2组,其中综合组15例行胆管支架置入+后装腔内放疗+适形放疗,对照组15例行胆管支架置入,观察2组疗效。结果 2组患者胆管支架置入后总胆红素水平均迅速下降,但综合组1a生存率、局控率、平均支架通畅时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均<0.05)。结论恶性梗阻性黄疸支架置入术后应进行针对原发肿瘤的后装腔内放疗加适形放射治疗,能取得较好的肿瘤局控率,延长支架通畅时间,提高治疗效果。

肇端发始见人文

时之有端始,乃自人文意义以言之。时之端始一立,时间本身,以及一切具有时间性因素的事物,都自此开辟出来。孔子"行夏之时"之教,以其最为具体落实和政治化的形式,体现此肇端发始之意义。如"行夏之时"之为教,乃是一种"修道之谓教";而凡儒家"修道之谓教"者,皆自"无非教也"之中转化出来。所以儒家之人文教,不是离自然、黜自然的,而是一自然的。自"无非教也"向"修道之谓教"转化,其法则是仰观俯察。此修道立教之法,对于克服人文教之弊,亦具有根本性之价值。

《大学》在《四书》序列中的位置

与《礼记》本相比,《四书》本《大学》并非惟古是尚,乃以据理崇圣为原则。在《四书》中,它与《孟子》、《中庸》一起,共同构成《论语》之辅翼;它为《论语》或整个《四书》底定一种义理规模,从而使《四书》达成一种经的完满结撰。而其中格物致知的思想,对于理会《论语》之下学上达、博文约礼、克己复礼,《孟子》之尽心知性等等学说的含义,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样子"。

哲学创作的贫乏与哲学的“限度”

本文是对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① 一文的回应。把“哲学创作贫乏”作为一种现象予以评论的各类观点背后 ,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基础 ;而一种哲学观虽然在作为哲学批评之依据的时候会有其针对性 ,并且以此为准则的哲学创作局面也可能产生出极大的新鲜性 ,但在更广泛和复杂的批评对象面前 ,以及在将其作为哲学创作之根本立足点的时候 ,此种哲学观同样可能表现其不足。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为了克服哲学创作贫乏的状况 ,而从哲学观上把哲学树立为一种“究极”性的学问 ,那也可能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品性的背离。

濠上观鱼知其乐──少明师《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附论

本文讨论《庄子·秋水》末章“濠上观鱼”寓言的意旨。由于庄子对惠子质疑的答辩能屈人之口而不能屈人之心，所以本文认为庄子的辩论是庄子对辩论之法的反讽。在理解庄子的“不能相知”时，本文借“相知”以界定“不能相知”：在是非世界中，不相知是现状和事实，相知是愿望和动力；在道的境界里，悠然神会即是相知即是道，相知即是不以知而知即是不相知。本文也针对庄子所表现的“未能相忘”，指出了以审美之法见道这一思路的不足。

瓦里安Truebeam直线加速器不出束故障维修一例

美国瓦里安公司制造的True Beam系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集合全新技术设计的新一代直线加速器。较以前瓦里安生产的加速器相比,数学化成度相当高,设备的错误信息提示能够迅速排除MLC等普通故障外,其配备的的示波器工具软件,对于高压故障的排除也很有益。本文介绍一例瓦里安Truebeam直线加速器不出束故障维修过程,目的让大家能够初步了解该机型的高压部分故障的基本维修方法。

医科达Precise加速器因治疗床上下运动而引起的故障维修

1故障现象当治疗床在上下运动时,加速器状态有时会掉到close状态,在Inhibit中出现Table clutch故障联锁[1],Suspends/Interupts也无提示信息,EIM（医科达加速器治疗床控制系统）提示同一信息,即Movement Fault（Z only）,退出治疗模式,重新注册进入治疗模式,

孔颜之间

孔颜关系意蕴丰富,本文借庄子“亦步亦趋”、程子“有准的”、孟子“具体而微”、扬子云“未达一间”四种话头,从不同层次与角度加以领略。颜子好学之第一表现,必在于亦步亦趋,而亦步亦趋非在心理之融通,尤在一言、一事、一善之服膺,然后得以成乎规矩;颜子所以为学圣人之标准,则在其入圣人为近,使人有所用力,故学者来此取法,尤不可恃才,须每退一步、下一等,方有以居于实地;至谓颜子具体而微,则以其屡空而更欲有进于空空如也,以见所谓“具体”之“体”者,实体、空体两面意义之兼具;至谓颜子未达一间,乃其竭才尽力之余,始开向上一机,然又不为已甚,以一身而为狂邪之横障,使此文明得有一种中道健全之保持。

成见与良知

作为无限者的道,通过一个有限化以达确定化的过程完成其自我实现,这同时造成了作为"观念结果"的物,与作为"观物要求"的成心两种结果。成心观物,固不免有种种不牢靠的是非之论发生出来,但并不能根绝真实之是非的可能。即便全然为"假是非",其中亦必有是非的必然之理的真实表现;更何况,对于是非、善恶,良知可以获得一种确知,而是非的必然之理与良知之良,都被道的至善性所保证,这就使得要把一切是非之论一概无谓化的论说难有成立的余地。

良知良能:在苗裔与放心之间

对于孟子良知良能说,宋明儒在涵养、省察、推扩的理解主脉以外,还带出一种微妙乃至警觉的意味:良知良能不仅在爱亲敬长意义上作单一途径的表现,也可以表现为好好恶恶、饥食渴饮,实际存在着一个良知良能的"表现区间";随着这一区间意识的发生,良知良能说却也面临了一种新的危险,即,良知良能表现区间的内部断裂,也即饥食渴饮与爱亲敬长的两橛化,进而,无论是饥食渴饮还是爱亲敬长,它们作为良知良能之表现的地位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

各种意义上的“直观”——回应思无绝君

本文是对网上一篇文字的回应 ,讨论的是“直观”之性质与地位的问题。在直观之性质方面 ,我认为 ,所有的直观都只能是对象直观和个别直观 ;在直观之地位方面 ,我认为 ,直观不是在意识层次上低于理性、趋向于理性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看法 ,我表达了自己对胡塞尔“本质直观”含义的理解 ,指出所谓“自身所与”应该作“自身能与” ;也指出了把康德之直观说成仅仅是“感性直观”中间存在的误读可能。

芒芒禹迹画九州

以德、以功、以言,禹皆所谓不朽者也。然围绕禹之一身,有许多自相“矛盾”或“悖反”处,如鲧堙禹导、鲧殛禹用、公天下之禅让与家天下之世继,又如较之于舜之窃负而逃、较之于颜子之居陋巷、较之于尧舜“性之”与汤武“反之”,皆使人觉其理解为难,凡此实又准确把握儒家义理之关键与机会也。孔子曰“吾无间然”,孟子曰“易地皆然”,惟由此,禹之所以为禹者乃可得而见之。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