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军事救国思想初探

蔡锷(1882—1916)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式的爱国英雄。在清末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旋涡中,他曾以坚定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干,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人们在评述蔡锷及其历史功绩时,往往侧重于剖析他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及其行动的后果,而对他那富有特色的军事救国思想,则常常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为此,我们试图对蔡锷的爱国思想及其军事救国道路作点粗浅剖析,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

义和团时期,从清政府对外宣战前夕到北京沦陷,即从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驻京清军和部分义和团持续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驻华使馆,震动了当时整个世界。八十年来,国内外对这一事件贬褒不一,意见分歧很大。最近几年,有的同志又把围攻使馆事件用来比拟十年浩劫时的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从而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力加鞭挞。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及其结论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现将我们的不成熟意见论述如下,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论陈宝琛的忠君与爱国

论陈宝琛的忠君与爱国丁凤麟陈宝琛，出生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自小受严格的传统教育，饱读圣贤经典，沿着科举踏入仕途，于同治七年（２１岁）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此揭开了他＂匡时济世＂的仕宦生涯。其中，不但经历了晚清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更受到武昌起义枪...

略论近代爱国主义的范畴

一 爱国主义的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既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又是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日益加深的侵略,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这就迫使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掀起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并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斗争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目标。

论近代爱国主义的几个特点

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列宁曾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168页)。数千年来,生长于神州大地的中华儿女,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和满腔赤诚,以自己的勤劳双手和无穷智慧,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培育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高尚情操,也融合成为以爱国主义为精神纽带的统一而牢固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史上,近代社会所焕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不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是前无古人,独具异彩的。从林则徐到孙中山,无数志士仁人在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中所焕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的历史特色。在这八十年中,由于历史状况的变迁和具体条件的差异,在每一个爱国志士身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和气象万千的风采,可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通过各具特色的个性,仍可窥见在他们身上闪烁着的爱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特点。

太平天国为何失败——孙中山的遗教值得珍视

太平天国因何失败?多年来,世人对此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从当时的客观原因着眼,认为是敌强我弱,太平天国是被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联合剿杀的。有的从太平天国的主观因素入手:或从领导集团的贪腐寻觅其溃败原因;或从其军事上未能完成北伐,乘胜一举,消灭清政权,西征也未能奏效,使天京受困;或从其经济政策上寻觅,先后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虽有新意,但未能付诸实现,使广大民众未能得益.

略论孙中山的谱牒观

在历代爱国志士群中,孙中山先生堪称最为耀眼的人物,关键在于他处于中国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坚持不懈的精神,高举革命排满,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旗帜,勇于推陈出新,终于将皇权专制的中国推到了实现民主共和的历史新阶段。

说‘长’道‘短’

目前,笔者有幸参加上海市政协好新闻的评选,经十多名评委反复筛选,再郑重投票,最终推选出额定的数篇优秀文稿。其中,以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见长的解放日报的通讯《教育的困惑》以全票当选,而以科教文为特色的文汇报却以通讯《沪郊农业要走向大市场》博得众多评委的青睐。这一评选结果揭晓后,上述两大报的评选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笑着向对方说:“我们这篇通讯本该是贵报写的!”这句就评选结果而发的感慨性的笑话,颇值得回味。它一方面反映出在当前激烈的新闻竞争中。

一部呕心沥血的力作——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评介

丙寅岁末,喜获友人王耿雄先生捎来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捧读之余,再次为王先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我与王先生初识是在八十年代初。当时,偶然拜读了他撰写的一篇为孙中山悼念列宁逝世照片辨误的文章。文虽不长,但他那种严谨、扎实而又细致的学风,使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后经晤谈,方知王先生的本职是搞印染工艺的美术设计师,搞孙中山研究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据悉,早在抗战时期,王先生出于对中山先生的无限崇敬,着手搜集孙中山的生平事迹照片。从此,不论是严寒酷暑,抑或刮风下雨,他从不中辍,将自己几乎所有的假日,都泡到了书肆、图书馆与阅览室之中,苦心孤诣地搜索有关孙中山的资料。经过多年积累,他抄录、复印或收集的孙中山图片、墨迹、文件等资料将近千件,俨然成为一位“孙中山通”。他曾向我谈及。

论薛福成的人才观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的改良思想家，他曾以独具特邑的政论文字，议论时政，在晚清政治思想界，占有一席地位，享有盛名。在他诞生后的第二年，鸦片战争爆发了，古老中国的壁垒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砸开了。从此，在欧风美雨的强烈袭击下，封建王朝犹如破船一艘，

中山先生与上海报界的互动

中山先生自从踏上'振兴中华'的革命征途,便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更同报纸,尤其是当年占据中国报业半壁江山的上海诸多平面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图就此作些粗浅剖析,以就正于学界同仁。(一)中山先生成年后,便深知作为大众传媒的近代报刊在改造中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据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

略论孙中山的“与群俱进”思想

中山先生的'与群俱进'思想,是他在会通中西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在探索'振兴中华'的革命进程中所取得的'创获'性精神成果,内涵深刻,意义重大,值得珍视。一'与群俱进'思想,是中山先生在1905年的《'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揭示的。他指出:'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

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

多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晚清思想变迁过程中,都认为在19世纪60至90年代,有一股凸现社会变化的思潮,虽然有的称其为“改良主义思潮”,有的则认为是“洋务思潮”,进而列举出一个个代表人物,逐一予以论列,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其爱国、启蒙和改革的进步性。但是,也存在研究中的某种偏颇:只重视对某个代表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而缺乏对这阶段思想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从而显示不出社会思潮的波澜起伏乃至思想火花之间的相互激荡。

辛亥革命中的上海报业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它用革命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以民主共和取代了君主专制,也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那么,这场革命对上海报业又具有何种影响呢?本文试图就1911年至1912年,严格地说,主要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孙中山先生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内,上海报业的职能发挥及其生存状况作点扫描与铺陈。

谱叙佚文两篇

以下两篇佚文,系陈宝琛为两部族谱所作序文,为《沧趣楼诗文集》所未收。《会城杜氏增修族谱序》见杜逢时等纂修《晋安杜氏族谱》(民国24年铅印本),作于'壬申'即1932年,《序〈凤岗忠贤刘氏族谱〉》,见于刘懋勋等修、刘君翰等纂《凤岗忠贤刘氏族谱》(民国九年铅印本)作于'戊午',即1918年。两文皆系民国年间作品,从中可反映作者当年对世道人心的观感及其心境。

难以忘却的学术贡献——《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评介

杨立强教授(1939年3月~2002年7月)不幸辞世,也是我们上海中山学社的一大损失。他生前曾担任中山学社理事和副秘书长重职,为学社的学术交流和事业发展作出过贡献。为此,本辑特发这篇书评,以寄缅怀和追思。

宋教仁——头脑清醒的革命先驱

宋教仁作为杰出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以改造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十分注意将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而在革命先驱行列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辛亥时期浙江地方政权变化简论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地方政权的变化,是反映辛亥革命胜利成果,乃至包括光复会在内的浙江革命党人历史功绩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关注。关于浙江光复后的政权变化,辛亥老人、当时曾经'和陈时夏担任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和布告等'的沈钧儒,在其《辛亥革命杂忆》中回忆说:'(1912年)一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