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成都旗人问题的解决有别与其他省市,这是在成都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汉满两族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民国后期新学私塾的矛盾和冲突——以乐山县为例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附属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的传统教育机构,从春秋战国私学诞生到19世纪末,它一直都是被历代王朝承认并倡导发展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清末学制改革以后,代表新文化的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打破了千年以来以私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新式学校以政府法令为后盾,不断向乡村社会渗透,逐步压缩私塾的发展空间,而代表传统文化的私塾则在乡村百姓的支持下,回击着来自新学的"挑战",双方交锋对垒,矛盾冲突不断。文章以民国后期的乐山县为例,重点分析私塾和新学(主要指小学阶段)矛盾冲突的缘由,希冀为当下教育发展事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做点有益的工作。

“绝好的启蒙书籍”:《史鉴节要便读》

《史鉴节要便读》是郭沫若少年时期重要的蒙学教材之一,它对郭沫若的成长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史鉴节要便读》在清末前后广为流传,一方面是它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另一方面它自身固有的特点,运用四言韵语,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叙史部分以史为鉴,简明扼要,每节加注的点评,也有它独到之处,以至于郭沫若称之为绝好的启蒙书籍。

辛亥革命成都满族问题的和平解决

辛亥革命时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满族命运迥异．很多人在满汉冲突中遭到了杀戮，而在成都，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驻防旗营的问题，这在当时也算是独树一帜的了。

《笔算数学》的内容特点及社会影响

《笔算数学》是清末传教士狄考文编译的算术课本,曾在教会学校及中国学堂广泛使用。郭沫若在读私塾的时候就是以《笔算数学》为教材,得到了与数学有关的启蒙教育。本文简要介绍了《笔算数学》的内容及特点。通过对《笔算数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笔算数学》在"中算"转为"西算"的过渡时期所占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客观评价教会学校的数学教育在中国数学教育近代化上所起的作用。

民国四川防区制的演变、原因、特征及影响

防区制是近代四川在二十世纪初叶特殊的历史产物,它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期四川的政治经济社会状态。防区制的产生与四川二十世纪初叶特有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和四川在全国政治军事斗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在防区制下,各防区俨然是独立王国,对外抗拒外来势力介入川省事务;对内横征暴敛,相互征伐,造成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无论是对四川近代化的影响还是给四川带来的沉重灾难,防区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了解防区制,对深入了解二十世纪初叶四川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贤文化对少年郭沫若成长的影响——以“嘉定四谏”为例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要人物,在文学、历史、考古、诗歌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郭沫若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来自故乡的文化滋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嘉定四谏"为代表的乡贤文化是嘉州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饮一江之水,把郭沫若和"嘉定四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嘉定四谏"在宦海沉浮中表现的铮铮铁骨、不畏强权、追求正义、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贵品质,融入了郭沫若的血液,并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

清末民初的教育革新与启蒙教材

清末民初,教育革新被赋予"新政之大端"的重要作用,随着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作为教育重要载体的新学教材也就应运而生了。新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呈现繁荣景象。在官方和民间的推动下,教材的种类不断增多,体例也不断完善,出现不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教材出版物。本文试图在清末民初的时代大背景下去勾画出近代新学教材发展的脉络,为时下的教育改革和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