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与创新型城市减碳技术选择机制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探究不同试点政策下企业碳减排技术的选择,对节约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减排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该研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碳减排技术只包括源头治理技术和末端处置技术,且不考虑其他外部政策因素冲击的假设条件下,构建基于希克斯中性技术的生产函数,分析三类试点政策下企业的减碳技术选择机制。进一步,基于2000—2019年中国75个试点城市的3766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Hansen门槛面板模型,验证了这一技术选择机制的科学性。研究发现,源头治理技术与末端处置技术在不同试点政策中的选择依据是末端处置技术投入占产出的比例。具体而言:①如果这一比例处于(0,0.5)区间,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下,企业选用成本较低的末端处置技术;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下,企业缺乏投入碳减排技术的意愿;在双试点政策下,企业既运用末端处置技术又投入源头治理技术减碳,并且前一技术见效快,投入更多。②如果这一比例处于(0.5,1)区间,此时,末端处置技术成本已经超过产出的50%,那么三类试点政策下的企业均选择成本较低的源头治理技术减碳。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生产成本的约束下,非国有企业、老企业和高碳行业的企业缺乏增加减碳技术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各级政府应引导这三类企业进入碳交易市场,并通过政策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以及碳减排源头治理技术推广的方式激发这三类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主动性,最终以最小的碳减排成本实现碳排放总量的下降。

能源回弹效应下高碳产业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技术突变性

考虑能源回弹效应下,分析高碳产业低碳技术突变技术门槛,发现技术碳减排存在由量变到质变的门槛效应,另外还发现能源回弹对门槛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运用Hansen门限面板模型、结合CD生产函数的能源回弹模型发现:①不考虑能源回弹效应,高碳产业低碳化过程中的技术突变存在两个门槛;②考虑能源回弹作用,将减少为一个门槛,并且将延长高碳产业完成低碳技术突变所需时间。因此,为加快高碳产业低碳技术突变,有效减少碳排放,一方面应缓解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对能源回弹效应较大的高碳产业采取实时监控,对能源回弹较小的高碳产业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检方式监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配合,在高碳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控制能源回弹效应。另一方面,市场手段和政府职能双管齐下,协助企业低碳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优化税收结构,弥补低碳技术升级导致的负外部性,完善高碳产业转移或市场退出机制。

减排制度黏性效应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碳排放问题日益严重,降低碳排放量、提高碳排放效率已迫在眉睫。考虑到制度在碳减排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为此,在提出减排制度黏性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弹性和滞后性两个角度从理论上阐述了制度黏性与碳排放的关系,基于2000—2016年省级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效率,采用改进型STRIPAT模型实证分析了减排制度黏性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黏性的弹性效应及滞后性效应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制度黏性的弹性效应具有趋向集中变动态势;东部地区因其经济发展较快,虽然存在制度黏性的滞后性效应,却表现为制度的出台难以带来碳排放的减少;中部地区制度黏性的滞后性效应较弱,为滞后期一期;西部地区制度黏性的滞后性效应较强,为滞后期三期。

高碳产业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技术突变

碳减排的焦点之一是高碳产业,分析它的低碳化过程,关系到中国碳减排的成效。文章分析了高碳产业低碳化中的技术门槛,表明技术碳减排存在量变到质变的门槛效应。运用Hansen门限面板模型研究发现,高碳产业低碳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存在两个门槛,所以,高碳产业低碳转型中存在技术的突变。

基于超效率模型的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研究

本研究首先对选取的我国30个省市2000-2016年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碳排放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采用超效率DEA模型估算碳排放效率,并反映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值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纯技术效率值大于1的省市只有六个;选取的30个省市规模效率值均小于1,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具有消极作用。就整体而言,各省份碳排放效率值提升空间很大。

企业ESG表现、组织韧性与创新效率——企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和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ESG评级体系逐步完善的当下,企业投入资源提高ESG表现能否帮助企业实现创新发展?能否帮助企业更好适应外部冲击和数字化时代?围绕上述问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外部冲击背景下企业ESG表现、组织韧性、创新效率和企业数字化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第一,企业ESG表现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以提高企业组织韧性作为中介机制。第二,企业数字化在企业ESG表现与组织韧性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第三,从ESG分项回归结果来看,企业ESG表现主要从社会表现层面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但在提高组织的创新效率方面,内部治理表现起最主要的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控股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情境下,企业ESG表现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上述结果认为,企业应不断完善组织内部ESG制度建设,将ESG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企业文化中。同时,企业还应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并基于危机意识建立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为企业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发展提供资源与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