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明州四先生对象山学说的传承与开新

<正>一、序言南宋爱国者文天祥曾用诗意般的文字描述明州(今宁波)四先生: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南轩发源,象山始亨。金华武夷,夜窗几平。定川(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絜斋(袁燮),玉泽冰莹。溯源皆从,象山弟兄(Shu1966:fulu,xia,29a)。他们以陆九渊(1139~1193年)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1315年恢复科举制度前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元朝建立后,书院时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元代华北的书院:蒙汉文化关系

元代重建了许多南宋时期的书院,延续了南宋书院与道学传播互相融合的趋势,元朝政府维持书院与鼓励道学是为了统一北方、南方,减少汉人抵抗蒙古统治。有学者提出元代书院'官学化',本文则从'断裂与连续'的角度继续探讨该问题,认为元代北方和南方的文化是统一的,汉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