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坤诗文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茅坤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文著作传播始于明代嘉靖间,在万历间达到顶点,以刊印别集、选编选本、选录散篇的多种形式传播,传播形式发展均衡。万历之后,茅坤诗文传播形式减少、数量逐渐下降。清代茅坤诗文以散篇诗文为主要传播形式,刊印别集等其他传播形式变少,清人对茅坤古文的评价以批驳为主。

日本王维研究专家内田诚一访谈录

被访者：内田诚一,1960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逗子市。号辋斋。别号奎庵、崇睿道人。文学博士。1983年3月获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中国文学专攻学士学位;1985年3月获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学专攻硕士学位,1995年3月读完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美术史学专攻博士课程,1999年7月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

李白集中的河东裴氏人物

河东裴氏家族在盛唐时代俊彦叠出,李白与这个家族中的若干人物有着或亲或疏的交游。其中有隐士、小吏,也有高官。李白的交游问题曾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可是由于资料和视角的原因,没有人关注李白与一个家族的交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空白。文章对李白诗文中述及的十几位裴氏人物进行了考述,虽然其中若干人物之名号、行藏与文学创作已不可考,但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是耐人寻味的。本文指出裴仲堪很可能就是裴大泽。

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

唐德宗在建中三年接受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以关羽配享姜尚;建中年间郢州刺史郎士元游关羽祠,表达了对关羽的钦敬。贞元元年平叛元戎李晟夜梦关羽请求助战;而贞元二年曾任宰相的刑部尚书关播奏请罢祀关羽等诸将;贞元十八年荆南节度使裴均令地方重修玉泉山关羽庙并命董侹撰文。这些事件的汇合使得唐德宗君臣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关羽崇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帝王崇拜关羽的系列中,唐德宗无疑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袁凯《海叟集》中的元末兵乱诗

袁凯在元末以《白燕》诗赢得了"袁白燕"的雅称,其实袁凯在咏物诗之外尚有很多诗歌是非常可观的。其反映元末战争的兵乱诗就有很大的题材价值。元朝末年天下板荡,以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为代表的反元力量与以脱脱、达识帖睦迩、杨完者、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为代表的元朝军事力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斗争。袁凯对这些斗争的描写总体上来讲是符合史实的,这种诗史特征是其"宗杜"的必然结果与具体表现。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一)——柳宗元与裴墐

一代文宗柳宗元一生交游广阔。但是,在这些交游之中,有一个向来为世人忽略的视角,那就是柳宗元与河东裴氏家族的交游。据考,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同年、僚友、父执以及国相。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立场、成就与在文学上的地位、创作、理论以及他们的做人原则和生活情趣等等无疑都对柳宗元产生了浸染、发明和推动的作用。研究柳宗元同裴氏家族的交游无疑对解读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大有裨益。同时,这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学创作、婚姻制度、世族制度以及裴氏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裴是柳宗元的姻党,以他为中心,柳宗元与之交游的圈子里有六人。通过经史互证的方法对柳宗元笔下的这些裴氏人物进行了探析,可以还原几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袁白燕”小考

袁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以《白燕》诗闻名,人称"袁白燕",享年当在百岁上下。但是,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清初就有人质疑,当今学界对袁凯生卒年代的说法也多牵强。袁凯之父袁介也是当时著名诗人,有作品传世。然而,明清两代许多文献对于袁介存世的界定是不符合史实的。袁介为袁凯的文学才华提供了家学滋养,袁凯也很有乃父之风。现实中的袁凯喜欢交游,与之交游者多为当时俊彦。袁凯与家人感情甚笃,相濡以沫。饱读诗书的袁凯一生有仕有隐,富有传奇色彩,其后裔却湮没无闻。

“袁白燕”诗歌的刊刻和典藏述略

元末明初著名诗人“袁白燕”(袁凯)的诗集《海叟集》流传至今六百多年了。其间版本流变很大,以年号要而言之,有天顺本、弘治本、正德本、嘉靖本、隆庆本、万历本、康熙本、光绪本等八个版本。明清两代政府方面和私人方面对袁凯的藏书,更增加了其文献价值。

从《古风五十九首》看李白的内心世界

李白的主导思想和情感世界,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从其组诗《古风五十九首》里,我们可以洞察李白内心强烈的孤独与忧国的情愫。在求仙与用世两个方面,表现出作者深层的矛盾心理。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统一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李白形象。

第七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省运城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与运城学院共同主办,运城学院中文系与河东文化中心承办。来自湖北、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上海、北京、陕西、江苏、四川、福建、黑龙江、辽宁、台湾、香港等地以及日本的学者6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柳宗元与裴度交游考论

一代名相裴度为中唐时代缙绅羽仪。在柳宗元一生交游的二十多个河东裴氏人物之中,裴度与柳宗元关系虽然不算密切,但他对柳宗元的命运影响之巨,世人不察。围绕与裴度交游的其他相关人物,如程异、刘禹锡、武元衡、裴垍、吴武陵等,可以探析裴度对这些人的态度,从中发掘裴度与柳宗元以及柳宗元同这些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更好地解读柳宗元晚年的政治生命与文学创作。

李白在晋南的行踪探析

李白一生两次经过山西。由于山西特殊的地形和交通路线,李白应该是从晋南返回中原或长安,而这条路线就是李世民大战宋金刚的战线。这样,李白在山西的行踪就比较清晰了。李白有些描写黄河的作品应该是在河东地区目睹了黄河的雄姿之后才激发的灵感。晋南是李白第二任妻子宗氏夫人和恩师裴的故乡,后来魏颢和宋敏求都是在绛州发现了李白的诗文集,足见河东地区为珍藏和传播李白的作品厥功甚伟。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二)——柳宗元与裴行立

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和同年,也有僚友、父执和国相。裴行立是柳宗元做柳州刺史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柳宗元死后为他出资归葬万年的恩公。在柳宗元生命的暮年里,裴行立显然是其重要的交游对象。柳宗元笔下的裴行立形象与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有不少大相径庭的地方。以裴行立为中心的裴氏人物还有裴行立之兄、裴叔猷之长子以及裴度,所有这些裴氏人物都对柳宗元晚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通碑刻与元代名臣姚天福

元代围绕姚天福共产生了四通碑刻,这些碑刻揭示了山西稷山姚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该家族在元代能够主动融合蒙古文化,并用儒家文化培养了一位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姚天福不仅深受元世祖的青睐,也得到了元成宗的器重。他一生弹劾权贵,打击豪强,平反冤狱,赢得了"巴儿思"的美誉。在元代佛教殃及民生的情况下,姚天福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做为一位刚直的司法官员,姚天福与宋代包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元代包公戏的繁荣。

河东历史文化对李白的滋养

河东文化历史悠久,汪洋浩瀚,对唐代李白诗歌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滋养作用。具体表现为李白诗文之中大量使用了河东人物与典实,李白也自觉地接受了先唐时期一些河东作家的文学传统与养料。

袁凯《海叟集》漏收、误收考

袁凯曾自编其诗为《海叟集》四卷,明清两朝有多种选集与全集传世。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明诗》,亦收录了《海叟集》与其集外诗。出于各种原因,袁凯诗集存在漏收与误收情况。其集外诗所收录的一首诗歌,亦可从图画文献中得到印证。借助目前较为丰富的明清各类相关文献,可以对袁凯诗歌进行辑佚、考正与考误,此项工作对于袁凯基础文献整理,大为有益。

袁凯《题葛洪移家图》探析

袁凯在元明之际名擅诗坛,其《题葛洪移家图》一诗塑造了一个与宗教史上有所不同的葛洪形象。袁凯告诫世人,葛洪求仙之说实属妄诞。袁凯误读葛洪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透露了袁凯明哲保身的心态,其次反映了中国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下儒家文化的主导性地位,最后折射了道教外丹派在元明之际时期尴尬的境遇。

中华书局版《吴王张士诚载记》一处标点勘误

中华书局版《吴王张士诚载记》一处标点勘误(以下简称《载记》)中“平江达鲁花赤,六十病故”句标点疑误,应删去中间的逗号,变为“平江达鲁花赤六十病故”。为什么呢?平江(今苏州)是行政区划,达鲁花赤是职官,六十呢?不是年龄,而是人名。删去逗号之后的句子才能把历史事实准确地表达出来。元朝蒙古人为何以数字为名呢?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兹录于下:蒙古人认为有的数字有吉祥之意,故常以数字为人名,如伊苏岱(九),表示众多、丰盛,是吉祥的名字。在封建社会中,实行九百之贡是非常隆重的入贡。成吉思汗的父亲名也速该(九),也有婴女出生时以祖父、父亲、外祖父等的岁数命名,如吉林台(六十)、达兰台(七十)、乃颜台(八十)。成吉思汗弟翰惕赤斤后裔,即取名乃颜……除此之外,还有人名都尔本(四)、和琳(二十)。都齐(四十)等。

奇氏当权时期袁凯的诗歌创作探微

元顺帝第三任皇后奇氏作威作福,与宫中大阉朴不花在宫廷气焰熏灼。对权力的崇拜使她力挺哈麻陷害贤相脱脱,支持太子与权臣孛罗帖木儿挑起军事斗争,密谋迫使顺帝禅位,凡此种种都造成了元末政局的动荡。袁凯在这期间创作了一些诗歌,记录或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评述

"柳学"的研究虽然已逾千年,但是,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只是近百年的事。当今柳宗元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研究的阵容庞杂,仍需要一个整合资源与明确方向的问题。在永州、柳州学人的带领下,永济学者积极参与,主办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暨首届河东柳氏文化交流会,大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表现出了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