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由凡入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思想和共同体理想刍议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身上发现人”的创作原则以及对人之概念的区分,可以看出他的“一般之人”和“全人”二元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白痴》等尤其反映出作家对梅什金公爵们由凡入圣之理想的进阶模式。梅什金们多重而非完整的形象和面容,最终关系到身份认同和民族思想等现实问题,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史和文明史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和俄罗斯民族的“全人”理想和关于世界和谐之使命的看法,与俄国斯拉夫派所创立并不断加以诠释的“聚和性”思想,均属殊途同归的共同体理想,在特定时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认命与任性之间——《穷人》中的伦理观刍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穷人》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通信和笔记等,展现处于俄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的通常的伦理观。他们既不同程度地相信上帝、认同命运的安排,又不免会偶尔质问上帝、控诉命运、反抗社会不公。小说用“自由思想”这个关键词以及近似的表述,形象地描绘了城市穷人在认命和任性之间徘徊与挣扎的伦理常态。《穷人》呼唤爱和自由,反对冷漠和隔绝等,而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朴素的伦理思想的体现。《穷人》的伦理观具有特定的悖论性,是作家个人因素和时代影响相叠加所致。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天鹅之歌——“普希金演说”研究

"普希金演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纪念普希金为契机,重申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对看待俄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积极意义,"演说"的焦点仍然是关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及为俄国未来道路的忧思,囊括了其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普希金演说"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亦对后世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论《穷人》作为文学传记的主观时间与转型空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体小说《穷人》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文学传记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记忆,文学传记兼具真实性与虚构性,两者在《穷人》中相得益彰。《穷人》的文学传记性与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穷人》中的时间体现为流动与停滞并存的绝对主观性特点,空间体现为社会变动时期特有的转型性特点,这也是书信体小说主体性建构意识的艺术反映。在《穷人》中,田园诗时空体瓦解,现代主体性时空重构,这种现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传性形成了某种同构。

书信体小说《穷人》的传记特征

文学传记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体小说《穷人》最突出的传记特征。文学传记性介于私密性和公共性之间,其特定的叙事张力在于丰沛的情感受制于道德的约束。作为"生理素描"的《穷人》,既有纪实文学的性质,更有虚构的成分,传记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虚构性相得益彰。作家所坚守的非命题写作原则和倡导的内外平衡说,在其创作过程和笔下形象身上形成呼应和同构。《穷人》的文学传记性的时间特征,主要体现为流动与停滞并存的主观性。《穷人》作为文学"真实"和文学事件参与了生活,并构成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寓于根基主义思想中的“人民性”问题——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概念的本质

文艺的人民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关注民间文艺,到19世纪中期鼓励工人阶级的诗歌,再到列宁在20世纪初明确提出"艺术属于人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欧洲进步文艺观念发展的基础上把文艺的人民性思想提升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高度。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人民性原则不仅是一个思想立场的原则,还体现为对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文艺载体新技术发展趋势的特别关注。在世界进步文艺思想发展的历程中,以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进步文学家对人民性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又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强调文艺要关注人民的解放;果戈理把人民性更进一步地与文化的民族特色之艺术表达紧密相连;涅克拉索夫直接赋予了诗歌创作为人民首先是为苦难农民代言的神圣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文学家要像普希金那样与人民保持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列夫·托尔斯泰身体力行地书写宏大的人民历史的文学主题;契诃夫呼应托尔斯泰等前辈的人民性思想传统,力求扩展人民概念的内涵,争取广泛阶层的文化民主权利。俄国经典作家在文学人民性思想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深化了人民性的思想内蕴,从而成为列宁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构建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当代,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民性思想,重温世界进步文学思想的人民性传统,努力做到文艺家和文艺批评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要求。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反理性主义根源

反理性主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最终的和最重要的哲学源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唯理性主义的警惕与担心,对浪漫主义时代的倾慕与追忆,对俄国传统东正教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及与同时代的俄国知识界代表的思想斗争,均有力促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立场的确立,使根基主义成为当时有别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第三条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高度契合在欧洲中世纪时代、18~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和近现代俄国的思想语境中集中体现的反理性主义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现代化所表现出的复杂态度,亦是其根基主义立场中反理性精神的典型反映。

爱的缺位与呼唤——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小说的道德诉求

女作家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是俄罗斯当代文学"三十岁一代"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她的小说虚实结合、风格独特,多以祖国历史和当下实际为背景,讲述当代女性与社会、生与死的故事,既有现实情节,又有魔幻桥段,兼具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特质。以小说集《女反叛者》为中心,考察其创作中的女性主义主题和后现代风格,从女性与城市化浪潮、女性与生和死主题、象征和隐喻等后现代手法的运用诸方面加以分析,揭示其创作背后的道德诉求是由城市化浪潮下现代社会中爱的缺位所引发的对爱的呼唤。

论2020年中国俄罗斯文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

2020年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的新成果及其呈现的普遍性与新趋向,有的与新冠疫情等现实紧密相关,有的则是本学科研究传统稳步发展的正常表现。研究性论著和综述类、通史类著作比翼齐飞,从跨学科、讲通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考察,跨越了从古代到当代,既力图从古典时代、白银时代、苏联时期的文学中挖掘出新意,也积极参与当下的科幻文学和人工智能研究。这都使得本年度成果几成井喷之势、从业者逐年增长。但也要因此警惕和预防某些新问题。

“多余人”的后代或变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西方派形象所体现的根基主义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的人物,即《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的伊波利特、《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少年》中的维尔希洛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都属于以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同名主人公为前辈的"多余人"的后代或变体。这类"多余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大多以激进的西方派面貌出现。奥涅金之类的"多余人"知识分子对真理和行动的渴望,以及他们经历憧憬与困惑却最终一事无成,其言行甚至危及传统与根基等典型的表面特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类年轻的西方派形象所继承,但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的精神特征是:受到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诱惑,脱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不仅无所事事、反而有损于俄国传统和文化根基之人,沦为思想上的漂泊者和人民的疏离者。对这类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形象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亦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

一种与红外控温互补的温度控制系统

针对人工晶体生长温度控制系统,提出一种基于直流可编程电子负载控制加热功率的方 法控制温度,补充现有温度控制方法在晶体生长低温段（0-800 ℃）的缺陷.根据多次应用在蓝宝 石晶体生长实验的结果,系统在实验中控制的升温段和降温段（室温至1 900 ℃）温度与功率曲线 均稳定,与红外控温方式在晶体生长工艺中形成良好的互补.该方法具有良好的便捷性、稳定性和 较低廉的成本.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欧洲观

自早期作品如《彼得堡大事记》《俄国文学论丛》《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等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或多或少地论述俄国和欧洲的历史、展望其相互关系的前景、提出俄国需要推进步骤的愿景。经过其多部长篇小说中作为故事情节的人物观点的演变,直到他晚年时集中精力撰述的《作家日记》以及同时期的诸多书信,他的欧洲观在《普希金(演讲)》阶段大致固定。总体而言,他认为:俄国虽在地理上属于欧洲、与欧洲其他国家接壤或临近,但在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方面却又迥然不同;欧洲不了解也不愿理解俄国,而俄国人却愿意主动成为欧洲人、俄国人几乎能够理解全世界和其他民族;俄国应该融入欧洲,但要摒弃于己不利的东西,尤其如拜金主义和虚无主义等;俄国可以也最终能够成为欧洲的指引者或领导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的看法,存在从抽象的膜拜到实际的失望、到再度回归乌托邦的发展总脉络,这也是其根基主义思想演变与确立的基础。考察和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欧洲观,还可为反观其俄国观提供特定的思想依据和参照立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穷人》中的贫困经济学及其相关问题

书信体小说《穷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来描写穷人群体和贫困现象的首次尝试,它以男女主人公的通信和回忆等,构建起一幅都市小人物们整体贫困的日常生活背景。小说细致地描绘出在拜金主义盛行的欲望社会,穷人所面临的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考验的普遍境遇,展现了他们如何看待和应付贫困的方式与手段,以此彰显穷人们某些固有的和应有的珍贵品格。《穷人》中反映出的贫困经济学及其相关问题,凝聚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在物质与精神、现实与幻想之间应保持适度平衡等思想的结晶。

诗歌的艺术——加里·斯奈德访谈录

加里·斯奈德在美国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他作为一名极其受欢迎的诗人，其作品也得到了其他诗人的认真对待。他是美国第一个将荒漠奉若神明的诗人，是热衷环保和禅宗的诗人。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萌芽期与发展期的原创性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发展的梳理以及对其思想原创性的考辨,有助于把握作家及其作品所反映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1846—1847)、发展期(1848—1865)和巅峰期(1866—1881)。在萌芽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与其兄长在感情上亲近、思想上接近,但他发表的反映这一思想的代表作要略早于其兄之作;在发展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虽与其他思想家有过琴瑟之鸣,但其根基主义思想基本上属于独立见解。研究这前两个时期并论证其原创性,同时考察其根基主义思想在这两个时期所延伸表达出的非功利文艺观等,对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根基派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要。

《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

除发表当初造成的轰动,《死屋手记》在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史上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它却构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根基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死屋手记》对犯人群体形象的现实描绘蕴含着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情怀,"不幸的人"这一关键词凝聚了对俄国和俄国东正教的认同感,实际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了东正教的"聚和性"体验,表明了东正教精神与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之关系。小说中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东正教的认同感,这也是它能引起列夫·托尔斯泰等思想家精神共鸣的真正原因。

帮助你完成第一本书——2010年俄罗斯处女作奖颁奖典礼侧记

2010年12月8日晚，在莫斯科“复活节前一周”剧院中心，2010年度的俄罗斯独立文学奖——处女作奖揭晓。笔者受主办方邀请，特地前往莫斯科参加典礼并发言。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俄国根基派刍议——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中心

有别于同时代的斯拉夫派的和西方派,俄国根基派是独特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另两派思想中吸收合理的因素为己所用,批判其中它认为不适合俄国国情的主张与倾向。以作家兼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为中心,可以清晰地梳理根基派的产生背景与内部构成,分析俄国根基派作为"第三条道路"对彼得大帝功过、"人民性"问题和农村村社问题的看法,甄别它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异同,达到考察俄国根基派整体的思想立场、代表人物和历史意义的目的。

《少年》中“宗教与人生”书写的思想史意义

《少年》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典型的描述父与子主题和少年精神成长的成长小说,更是一个书写“宗教与人生”思想的重要文本。少年出身的“偶合家庭”折射出俄国贵族阶层解体的实质,反映了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维尔希洛夫作为俄国“多余人”的变体,阿尔卡季作为处于孩童和成人过渡期的少年,共同亟需精神引导的特点说明了全体救赎的必要性。“圣容善心”和“蜘蛛灵魂”从正反两面促使少年学会辨别是非和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少年》中关于“宗教与人生”书写的思想史意义,重在彰显人们在失去俄国东正教精神和失而复得之间的不懈追寻与探求,并且展望少年一代的理想与使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