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档案中发现历史——评吴佩林等著《清代地方档案中的政治、法律与社会》

随着“眼光向下”的史学研究新取向,包括地方档案在内的地方文献因提供了大量传世文献未载的地方历史信息而获得学者的青睐。一批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如《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等,学界在地域社会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质疑“研究地方文献、地方档案有什么用”。吴佩林教授长期致力于清代地方档案整理与研究,他联合日本学者小野达哉、泷野正二郎及美国学者TristanG.Brown(张仲思)等新著《清代地方档案中的政治、法律与社会》①一书,对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治理,官、吏、绅、民等群体的互动方式及下层民众生活状况等重要问题均有深入探讨。

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的新进展——“第二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

随着学界研究视野的＂眼光向下＂,包括《南部档案》《巴县档案》《宝坻档案》《淡新档案》《冕宁档案》《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一批地方文献的多学科价值已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然而迄今为止,地方文献的整理如何匹配其文献特性、如何服务于研究,利用地方文献进行的研究成果如何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仍多各自为阵,尚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

成与败:清末的州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一书述评

关于清代州县体制,学界众多名人有出色的研究。瞿同祖分析了清代县官、州县衙署四类助员(书吏、衙役、长随、幕友)的职能,认为清代州县为"一人政府"。(1)在此基础上,魏光奇叙述了州县行政的治理结构、衙署组织及其各种职能,他从清代州县财政的制度设计、实际运作情况认为州县财政具有家产制性质。(2)他的另一本著作《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则将重点放在北洋时期、国民政府前期及新县制时期的县体制。(3)萧公权从乡村地区组织、基层行政组织、乡村的治安、税收、饥荒、思想控制等方面探讨19世纪的州县地方治理。(4)关晓红从"内外相维"探讨近代政体转型,认为内外官改制失序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她认为外官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在省制方面,对州县改制着墨不多。(5)由于研究对象及论述视角的差异,以上学者没有对晚清州县改制进行详细的论述。

清代任官中的“署理”运用

署理或委署原本运用于两任官员交替和一任官员任内的出缺代理,然而由于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复杂性,署理在选拔优秀人才、新设州县官、督抚调动州县官、世袭职位接替和忠烈死后奉赠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任官方式。但是署理没有实授那样有严格的制度规范与运作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着署任官任期短、威望不够、委署失当、投机钻营盛行以及督抚侵蚀、变相利用委署权等弊端,这些弊端也加剧了清代的吏治腐败和任官制度的紊乱。

晚清四川的州县经费研究——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地方经费数额变化、财政收入构成及地方经费与财政的比例变化等三个方面对晚清南部县的经费问题进行考察。晚清南部县的地方经费分为存留、养廉及厘金杂捐的自用部分,其中存留、养廉银比较固定,厘金杂捐有了很大的增长。地方经费的增减受财政体制、经济变化和地方事务繁简的影响。养廉银占地方经费的比重有限,故对地方事务的补助有限。厘金杂捐用于地方事务的仅占10.8%,其对地方治理的作用不可夸大。三费局、学田局不仅负责“三费”和学务费,还实际起着经理县经费的作用。

清代州县官任期“三年一任”说质疑——基于四川南部县知县的实证分析

清代政书没有实授知县任期的直接记载,现有的三年之说主要受外官大计和历俸制度的影响,针对的也是实授官,署理、代理知县的任期则为研究者所忽略。据多种文献的互证互补可知,清代四川南部县共有167任、155位知县,官衔分实授、署任和代理三种,能确定官衔的145任知县中,实授52任,署任80任,代理13任。在能确定任期的109任知县中,实授知县平均任期最长,为2.4年;署任知县任数最多,平均任期只有0.9年;代理知县的平均任期为1.5月。官员迁调、差委、丁忧、患病、议降议革是影响实授知县任期的主要原因。署任知县的平均任期与署理为期一年、督抚的随意调署以及任内遇有委署别缺、战死、病故及革职等情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