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下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战略

在货币国际化推进战略上,历史经验没有提供可遵循的现成的国际化路径和策略,也没有提供有关投资、政府主观努力等因素在货币地位提升中的证据支持。储备货币地位的影响因素相当明确,其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情况、历史惯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基本面因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优路径可能仍然是基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并提升基础性制度环境,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动、主观地进行国际化技术性推进策略。

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历史演变研究——兼论宏观调控政策转型的逻辑

探讨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机制变异与理论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本文认为,宏观调控的一个核心仍集中于政策有效性,尤其是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国一直习惯于使用财政和货币的政策搭配,但对于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未作出明确的指示和研判,无益于宏观调控准确性及政策转型创新。本文在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国式财政货币政策框架下,运用TVP-VAR方法探究中国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历史演变,以及演变的背景和制度因素。发现:财政货币两类需求管理政策效率总体趋于下降;财政政策工具尤其是税收政策,其冲击效应及政策有效性在大部分时间强于货币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经济新常态、进口渗透、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等因素影响;另外,仅有税收政策在样本期政策效力上升,且在固定资产投资累积以及经济新常态等制度因素下呈现递进趋势。本文认为,在未来调控政策实施中,应构建适应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新框架:在财政政策方面,从侧重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有必要将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置于先导地位,适度在经济调控中借鉴供给学派思想。在货币政策方面,应逐步完善政策工具箱,形成数量型工具(含社会融资规模、M2、信贷规模)与利率价格型工具结合的政策体系,并积极加强基础性金融改革,健全价格传导机制,提升各项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经济增长模式视角下银行体系信贷投放结构研究——以中印两国银行体系为例

信贷投放结构是银行体系作用效果最为重要的度量,其直接表明银行资源配置的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质量。然而,对于信贷投放结构的研究,目前几乎是空白。本文将以中印两国银行体系为例,研究银行体系信贷投放结构差异的机制,并明确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各自银行体系信贷投放结构的差异,进而影响到银行体系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真实效果的结论。

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利率波动具有溢出效应么？

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利率的高位运行是近年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但对两者内在关联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梳理了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利率变化的主要机制，并在一个“中国式”的利率框架下，运用TVP-VAR模型就房价变化对利率变化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房地产价格对利率价格形成具有时变溢出效应。但总体呈负向影响，表明中国房价的高涨并非“高利率”的推动因素；（2）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表明房地产价格仅能解释利率变化的一小部分，利率上升是由名义冲击等其他因素所致。上述结果意味，房地产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流动性的来源：另外，央行并未积极利用货币政策手段回应房地产价格上涨。

增值税改革的利率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1990-2010年29个OECD国家的数据就增值税改革的利率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虚拟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值,因此实施增值税改革将导致利率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增值税改革不仅具有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结构效应,也具有影响利率等基础定价的价格效应,因此,建议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尽早实现其结构效应和价格效应,逐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持续健康发展。

2013年10月国际金融市场运行综述

2013年10月，美元指数盘整后先降后升，总体持平。美元、英镑、日元短期利率下降，欧元短期利率上升。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全球主要股指振荡上升。

货币政策边界研究——基于多元主体的货币政策思想实验

围绕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工作任务,一项重要工作是要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而这项工作的前提是要对货币政策边界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为此,本文在理论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边界展开了研究。结论是:货币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等)的结构问题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边界条件。当货币资本或者流动性相对过剩时,不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与央行“无为而治”状态没有明显区别,甚至某些时候更差;而当条件相反时,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因此,货币政策执行不应只是局限在简化的政策目标本身,而应由“目标导向”向“政策边界导向”转向。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提供有关政策边界问题的思想实验,同时,本文也对现实边界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说明。

央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创新传导效应的评估——基于企业债务融资的视角

十九大提出改革金融部门以支持高质量发展、推动创新发展的目标。从货币角度来看,首要的一个问题是探讨中国货币政策和创新增长的关系和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关于货币与创新的理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基于大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等方法发现:2007-2016年,我国信贷等货币政策指标与生产率的关系为负向或者不存在;货币信贷资金没有用于企业创新上,而是用于偏离主业的投资领域。以上货币与创新脱离的一种解释是,“企业家精神”近年来削弱或者缺失。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建议应重新审慎评估货币政策的结构意义。

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利率波动的溢出效应

本文研究房价变化对利率变化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对利率价格形成具有时变溢出效应,但总体呈负向影响,表明中国房价高涨并非"高利率"的推动因素;另外,房地产价格仅能解释利率变化的一小部分,利率上升是由名义冲击等其他因素所致,这表明房地产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流动性的来源。

中国央行汇率干预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2015年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一度大幅波动。基于这个特殊背景,该文深入探讨了央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与汇率稳定的关系。研究表明:首先,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并非影响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原因;其次,从月度数据层面看,我国央行对汇率干预无法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升(贬)值趋势,同时也无法明显降低汇率波动。历史经验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短期干预汇率异动;但总体上,汇率不应成为央行货币政策之"锚",单纯以稳定汇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得不偿失。该文建议:我国央行应当尽量减少对汇率的干预,大力推动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中印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对中印两国商业银行体系X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2005～2009年期间,中国银行体系平均效率优于印度银行体系;另外,两国银行体系效率在样本期内都在缓慢提高。对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是强相关的,也即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方法论的差异保持了一致性和稳健性。

人民币升值是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因素吗——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均衡模型刻画了中国出口变化的决定机制,发现汇率仅是影响出口因素之一,其影响方向和力度大小还取决于其他结构性制度性条件;此外,外部需求、出口商品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变化等因素对中国出口有更重要、更确定影响。运用时序数据并首次使用出口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出口的人民币升值弹性为-0.09至-0.54。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也表明,汇率变化只能解释各国出口变化的小部分,且随着中国自200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有所减弱。我们认为,尚不存在人民币过快或过度升值的证据,应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市场供求对汇率水平及波动起决定性作用。

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从传统货币政策到“就业保障”型货币政策

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构建模型分析了传统货币政策渠道对就业的效应,以及新的以“稳就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就业效应,最后考察了货币政策的可能方向——“以工代赈”式结构化政策的就业效应。发现:传统以及“稳就业”政策下就业效应是不足的;当采用结构性政策聚焦在“以工代赈”式就业保障时,能够保证就业维持在较高水平。由此本文提出,为实现就业目标,应适度由传统货币政策向“就业保障”型货币政策转型。

保险中心形成:理论模型和现实解释

保险中心形成领域的理论研究总体而言还是一个空白,而其在中国环境下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和理论价值。本文立足于保险中心建设的理论和现实需求,探讨了经典理论和全球经验下有关保险业集聚和保险中心形成的基本命题,构建了一个关于保险中心形成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使用机器学习等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险中心形成的基本政策框架。本文对于研究保险中心形成相关领域、金融集聚以及更广义的金融中心形成具有理论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