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产生与两种生产学说的形成——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两种生产学说的初步形成,是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为理论背景的。对两种生产学说的具体阐发,是在对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的"社会存在"的诠释与解析过程中逐渐展开与不断深化的。而所谓社会存在,按照马恩著作的原始文本,也就是指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这样两种生产的辩证综合。

先秦儒家政治观念两题

先秦儒家以"政在养民"与"天下为公"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以"为政以德"与"汤武革命"为自己的政治机制观。前者无疑价值恒在,但后者不足以保证前者的实现。当代中国果然要实现"政在养民"与"天下为公"的政治价值,当确立基于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机制,即"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晚年毛泽东的政治逻辑

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前,出于维系异质共同体的政治需要,毛泽东主张在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口号不要提"。在此之后,出于建立同质共同体的需要,毛泽东坚持在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团结—批评—团结"的阶级斗争方式并不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所"心悦诚服"时,毛泽东选择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的重建

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主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即致力于在当代中国重建由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共同构成的异质性社会共同体。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社会重归人类文明主流,对外部世界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重温“十三大”政治报告

在政治上反腐与行政上放权的背景下,重温"十三大"报告所谓"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显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无论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成功,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成功,都有巨大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学与程朱理学的义理利欲之辩及其当代意义

先秦儒学主张君子应该重义轻利,而君子之义即小人之利。程朱理学则将先秦儒学的自我要求,尤其是其对统治者的这种要求,一变而为要求全社会重义轻利。程朱理学的主张经由湖湘学派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邓小平则可以被视为先秦儒学主张的实际传人。

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维——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

自早年在长沙求学,经杨昌济五年耳提面命,青年毛泽东接受了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尽管青年毛泽东在经验形下具体的层面上重实践、重实用,但由于以"宇宙真理"为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又以政治过程为对此真理的认识与实现,他混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因而使得为其本人所主张并以"宇宙真理"自命的"大同圣域"政治理念,必然失去为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妥协性;使得民主政治领域中的人人平等关系,必然为认识领域中的"圣贤凡愚"关系所颠覆。

先秦儒家与法家比较三题

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和以商韩之说为思想核心的法家,是中国思想史上针锋相对的两大流派。在政治价值观上,儒家主张民本,法家主张君本;在国家治理观上,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制;在天下关系观上,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法家主张天下归一。

试论我国社会中的官僚主义问题

赵紫阳同志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指出:“当前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是走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这是因为有了官僚主义倾向,必然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思想僵化,不学无术;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凭“想当然”瞎指挥。而且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人浮于事,职责不清;公文泛滥,会议成灾;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就严重地拖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吗

什么是绝对真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列宁也认为:人类思维所提供的即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毛泽东则定义式地指出:“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 但是,绝对真理并不存在自己的前提——相对真理根本就不可能是“无数”的!为什么?这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不是无限的。

先秦儒学与“独尊儒术”比较

周秦之际的制度变迁与秦汉之际的文化变迁,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滥觞。后者之得以称变,在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与孔孟的先秦儒学有别:'独尊儒术'作为汉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为儒表法里,并集中体现在其仁政观、德治观与天人观等几方面。至于'独尊儒术'的历史效应,则因为'废黜百家'与'焚书坑儒'两极相通,遵循的是同样的法家政治逻辑,故而如同汉承秦制,君主专制从此成为两千年中国制度史上的政治正确。自'独尊儒术'为董仲舒所鼓吹,儒家学说亦终于成为两千年中国文化史上的政治正确,并从此得以为道统而维持与君统的政治紧张与文化紧张。然而如此'独尊儒术'之'儒',已然非先秦儒家之所谓'从道不从君',即自视道统高于君统。

先秦儒家的政治设计

先秦儒家以"天下为公"为自己的政治设计的价值取向,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宝库的可贵财富。但是其所设计的制度安排包括"为政以德"与"汤武革命",均不足以保证"天下为公"的实现。当代中国果然要实现"天下为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是必然的选择。

先秦儒家市场经济思想解析

先秦时期是中国史上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作为此黄金期的理论表现,先秦儒学认"士农工商"为"国之石民",指市场交易为互惠互利,称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最佳方式为"不下席而天下治",如此等等当可为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经济理念比较

关于市场经济的信息发现机制和利益互惠机制的认识的不同,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经济理念的最大不同。正是这个最大的不同,导致了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邓小平发展政治学思想研究

关于政治发展,邓小平指国家政权为公权力,指执政党为公共利益代表,指民主党派为合法参政党,并制定了一个以"半个世纪"为期,以"这一代"与"下一代、下下一代"为代际交替,从经济到政治、从自由到民主的政治发展路线图,同时他致力于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稳定,以政治发展促进政治稳定,以制度民主化与民主制度化互动促进政治稳定,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促进政治稳定。

论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

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互为前提的。要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就必须实现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良性互动,包括以"强党制度"实现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有机统一,以人大制度实现公民、政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以政协制度构筑覆盖全社会的利益表达与政治沟通。

政治文化建设两题

由于长期忽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解读,至将唯物史观当作以"科学"为名的历史决定论来接受,助长了以先验理性为基础的专制型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的发育。而要在当代中国养成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宽容型的政治文化,需要在政治生活中奉行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尊重少数原则。

政治发展三题

要在当代中国"创造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关键是要逐步建立、健全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即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普选制,以保障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和政府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以保证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

由于自早年求学接受的即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且此后在苏俄哲学教科书的影响下不断强化,毛泽东从来指历史规律为社会本体,而指对此之认知为普遍真理,故每当有政治分歧发生,他多好以真理为名或对分歧方加以"说服",或对分歧方施以压服,并自诩此种政治文化为"斗争哲学"。邓小平则指政治关系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非主观对客观的认知关系,相应地他自诩"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并从而促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民主化变迁。

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为和平的革命

发展政治学所谓的革命,系指传统政治的现代化。邓小平之所以称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方面在强调此改革的彻底性,另方面在强调此改革的和平性。而和平的革命之所以可能,关键在现代政治势力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压倒传统政治势力的政治抗拒,而传统政治势力亦具有足够的明智以放弃自己的政治抗拒。除此而外,决定一切的就是改革者所运用的战略与策略的高明与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