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赠物书写的三重向度

赠物书写在《红楼梦》叙事中蕴含的深刻意义有三:一是以心相证的定情信物,二是以情相悦的人情流动,三是以利相交的权力结构。作为爱情的象征,赠物是相爱的人之间心灵相契的精神交流。作为亲情、友情的润滑剂,赠物是家族成员之间无功利的温暖的真情互动。作为官场权力运作的筹码,赠物是官僚系统进行政治博弈实现互惠互利的实用性工具。

从《诗经》看先民的焦虑意识

文学即人学,《诗经》不仅是中华先民的"生活史",更是其"心灵史"。以《诗经》中"哀"、"忧"等字作为切入点,以保罗.蒂利希的"焦虑论"作为理论工具,反观《诗经》文本,与先民生活多有契合。只要个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时都会产生焦虑感,故以此作为理论来阐释先民"焦虑"的生命意识。在《诗经》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对生存之困顿、意义之虚无的感慨以及对道德的忧虑。

《红楼梦》宴饮描写的文学功能研究述评

《红楼梦》中的宴饮活动次数频繁,类型多样,情趣典雅,贯穿始终,如此丰富多彩的宴饮描写具有重要的文学功能。研究者对此也有所研究,本文尝试从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及深化小说主题三个方面对宴饮描写的文学功能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

《红楼梦》宴饮情节的运筹艺术

《红楼梦》宴饮描写的情节运转如行云流水一般,千运百转而又流动自如,波澜起伏而又摇曳多姿,可谓妙造自然、仪态万千。具体言之,宴饮情节运筹艺术的表现形态有四:将雪见霰、将雨闻雷;横云断岭、横桥锁溪;奇峰对插、锦屏对峙;浪后波纹、雨后霡霖。

论《红楼梦》宴饮情节的因果联系

《红楼梦》宴饮情节的发展遵循着日常生活的运动规律。究其根本,宴饮情节运转的必然性因素在于人物的性格冲突,即宴饮情节的运转流程与人物的性格化历程是同步进行的。而偶然性作为补充,对宴饮情节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子學”理念的倡導與展開——以方勇先生的論説爲中心

方勇先生"新子學"理念的提出與展開,具體表現在其2012年至2018年發表的系列文章中,其中以《"新子學"構想》《再論"新子學"》《"新子學"申論》《三論"新子學"》《四論"新子學"》等論文最具代表性,集中而鮮明地闡述了"新子學"理念的内涵、特質及其學理架構。"新子學"理念,作爲一個系統性的理論架構,是一個具有全局視野的創新性理念,可謂開創新學路,樹立新典範。

《红楼梦》宴饮描写中人物与空间的关系探析

《红楼梦》里的宴饮场景作为小说叙事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实体空间的场景意象存在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中的。空间是人物活动的空间,相应地,人物与空间的关系便成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爬梳《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宴饮描写的空间建构,笔者认为,人物与空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人物与空间和谐共生,一是人物与空间背离对立,一是人物与空间保持中立,这三种关系分别演绎生成为和谐性空间、背离性空间和中立性空间。和谐性空间在小说叙事中往往具有象征性的含义,背离性空间常常使得小说叙事染上反讽的色彩,中立性空间则以一种客观冷淡的姿态增强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和距离感。

《红楼梦》宴饮描写中礼制与人情的二元共生关系探析

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精神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即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礼法原则成为维护家族稳定与和睦的制度保障。每个家族成员必须循礼遵节、各得其所,礼制从根本上提供了必要的稳定基础,不过这种等级森严却又显得过于僵化而缺乏人情的温暖与弹性,因此需要人情的流动法则作为适当的补充和调节。从《红楼梦》的宴饮活动中对座次、方位的安排可以探测到宴饮空间的伦理精神中礼制与人情的二元共生关系,两者其实属于一体并存于宴饮空间的组织形式中,只是各自有所偏重而已。

论《红楼梦》的“错位”叙述及意蕴

《红楼梦》的"错位"叙述具有多元的丰富性,又有精细的深刻性。它不仅仅表现为人物内心的自我感知,而且还存在于多种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感知。小说人物的艺术魅力聚焦在人物的相互感知和自我感知的错位上,除此之外,它还把人物的多元"错位"感知延伸到"氛围"中去,不仅关注人物的艺术质量,而且聚焦场景"氛围"的饱和浓度。错位的目标是为了激活和强化内在的情感深度,情感错位差距越大,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