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西军的军营组织形式

参照明朝官军的组织形式,张献忠等创造出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特征于一体的一套军政合一的制度,尤其体现于军营制度。明末农民起义初期,陕北各支起义军之间以本辖营为畛域,无法集中兵权与军事指挥权。各乡里亲友自发形成的伙食、居住关系,促使结成一个个宗族姻党的群体,这些群体在人数上虽多寡不一,然内部具有较为稳固的组织纽带,为划分基本单位的营奠定基础。张献忠所辖军队每至一处歇宿,其安营扎寨以四大营的形式分布,实为四大功能区域。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军营编制灵活,且承载更多的社会内容。

从营兵到队兵——北宋中期禁军编制变革考论

北宋禁军军队编制自前期至中后期经历了由营兵到队兵的转化,本文分析其演变轨迹、原因及造成的影响。以考察禁军军营设置的变化为主线,辅之以了解北宋军制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北宋军事编制变革的必然性。将新旧两种军队编制作一对比,则可以看出新编制是对旧兵制的一种扬弃,有其进步意义,并对中国古代军事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秦汉军事刑罚的行施

秦汉军事刑罚的行施指包括军事刑罚的检举执法机构、审判量刑原则、刑罚的种类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规定及实践活动。军事刑罚的实施是将观念和书面上的律令条目付诸于实际的操作。秦汉军人犯罪的检举机构常设的有将帅及军吏、监军御史,非常设的有绣衣直指使者、军监、刺奸、护军等。审判中的量刑原则围绕议功、议贵、议勤展开。刑罚种类分为斩刑、肉刑、赀刑、劳役刑、削爵等。

论北宋三衙职能转变及其与禁军的关系

北宋两司三衙为最高军政机构,处于三大军政体系的核心,以禁兵、厢兵等为行施军政的对象。北宋军队体系以禁军为主干,禁军各级将校统辖对象为有组织的军队。禁兵与三衙的隶属关系,不同于将校与禁军的统辖关系。五代宋初至北宋中后期,禁军编制方式由作战编制向蓄兵单位转变,禁军组织体系围绕军政体系而转变。军政体系与军队组织体系分两线并行发展,管军和三衙主官分居两大体系的顶端。中低级将校与三衙官吏分属不同的组织体系,然在三衙军政体系下,三衙机构和各级将校在军政实施的诸多环节中紧密衔接起来。

北宋经略秦州蕃部土地问题简论

秦州、泾原一带西羌自唐末迁入之后,中原政权一直无力在这些地区建立有效统治。因西夏边事之起,北宋考虑到羌地蕃部的战略意义,逐步在羌地设立城堡寨。所筑堡寨多起源于羌酋献地,因不熟蕃情,加之多方利益夹杂其中,堡寨修筑进程中,引发争议和争端颇多,土地问题是诸方争执的核心所在,边郡官吏及羌酋出于私计考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朝廷通过广设堡寨,使行政机构和军队得以进驻羌人居住区,扩大了北宋的实辖疆域,也加速了蕃部的汉化进程。

北宋的“兵官”“使臣”与“军员”

北宋军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兵官与军员的分立,与一般意义的军官不同。北宋特定的立国背景和分军权之观念,使得统军之权归兵官、使臣,而军员隶属三衙,两者皆为边防力量的必要构成,却分属不同群体。文中分析了军校与兵官差别所表现的诸多方面,并分析其原因。在北宋地方统兵体制下,两者之间的隔阂和摩擦对北宋军队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随着局势的改变,尤其推行系将法之后,新军制逐渐确立,兵官逐渐融入到军队中,而军员也部分获得武官官资,并拥有新军职,双方之间的隔离也随之打通。

北宋陕西沿边诸路的军事构造及运作

宋代武力之盛,前不及汉唐,后不如元明清诸朝,已不须过多争辩。究其原因,除与两宋立国背景、宋廷安内虚外、重文抑武的国策以及宋代将领素养等相关之外,宋代兵制方面亦可挖掘其原因。具体到战役层面,其间的胜负得失,则与将帅是否指挥得法直接相关,此为兵法范围,而在战争层面,如何调配兵力和选择将帅,则属兵制问题,后者对战争的胜负更具决定作用。宋代用兵之失,多体现于应对辽、夏、金三朝造成的边患方面,其中不免涉及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问题。

北宋宴射仪探究

宴射是古代行于朝廷的宫廷礼仪活动。北宋初期承 袭了唐五代以来的礼仪制度,“宴射仪”作为“军礼”,表现 出了次数频繁、地点多样、参与对象上广泛的特点,和政治、 军事、外交密切相关。自真宗朝开始,宴射逐渐抽离军事功 能,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但此时宴射也渐趋衰落。宋徽 宗时期,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政和五礼新仪》的 制订为标志,最终形成了具有北宋特色的“礼射”制度,并影 响了此后南宋的宴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