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稻田放鸭”到“稻田养鸭”:明清时期“稻田养鸭”技术与特点——以广东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期,"稻田养鸭"就作为一种有效的生物防治技术,运用到稻田管理上,以防治蟛蜞、蝗虫等稼害。特别是珠三角沙田地区多蟛蜞,蝗虫一类的稻田虫害,"稻田养鸭"很早就成为当地较为普遍的种养结合模式。明万历年间,陈经纶首次尝试用鸭子灭蝗虫大获成功。随后,其五世孙陈九振依先法将养鸭治蝗运用到稻田管理上。"稻田养鸭"在南方水田地区十分适用并逐渐流行,人们将水稻种植与鸭子养殖结合起来,形成"鸭埠之制"。"稻田养鸭"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广东沙田地区发展起来,对当时养殖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明清时期是"稻田养鸭"的传统技术阶段,以稻田放鸭为具体表现形式,主要充当补充鸭粮与生物防治的角色,在广东广袤的沙田地区普遍实践。

从“稻田养鸭”到“稻鸭共生”:民国以来“稻田养鸭”技术的过渡与转型——以广东地区为中心

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是"稻田养鸭"传统技术阶段向现代技术阶段的过渡转型时期。民国时期,一套简单可行的"稻田养鸭"技术体系基本完成。后因工业化农业的兴起,化肥和农药等化学物品进入农田,"稻田养鸭"技术因不能满足人们高产高效的生产要求而倍受冷落,发展处于停滞阶段。在现代农业自我审视和观念转换的浪潮中,传统农业中的"稻田养鸭"技术重新获得人们关注。"稻田养鸭"技术从传统阶段进入现代阶段;"稻田养鸭"从简单的"稻田放鸭"转化成为系统的"稻鸭共生";"稻鸭共生"技术使传统的"稻田养鸭"技术在现代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现代生态农业“稻鸭共生”技术在广东的推行与发展

广东的"稻鸭共生"技术,充分利用稻鸭互动互利的关系,以"稻田养鸭"为具体表现形式,以生产无公害大米和有机鸭肉为目标,使用试验田和生产基地结合,高校、企业和农民三方合作的运作方式,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产销模式,在全省各地进行科学试验与技术推广。现已初步形成规范的、具有生态农业特色的种养模式。

生态农业稻鸭共生技术综合效益评价

稻鸭共生是运用现代生态农业技术措施的种养技术,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介绍了稻鸭共生技术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指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应注意的问题,分析了稻鸭共生技术的生态模型、内在机理及生态功能,并总结了稻鸭共生技术多重效益的特点。对其进行多重效益的综合评价,为技术的引进与推广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技术人员的研究提供定量或定性的参考标准。

亚洲生态农业“稻鸭共生”技术述论

"稻鸭共生"技术由中国"稻田养鸭"的传统技术发展而来。"稻鸭共生"技术被称为"亚洲的农业技术"。但各国各具特色:日本注重其理论研究,不断追求高程度技术标准化;韩国将此项技术与生态农业推广紧密结合,提倡全民环保意识;越南利用此项技术提高稻米品质,促进出口事业蓬勃发展;菲律宾则致力寻求生产、经济、生态的最佳平衡状态。中国的"稻鸭共生"技术则利用稻和鸭间共生共长的关系构建起一种立体种养殖生态系统。

传统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技术与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传统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技术是中国主要的传统农耕文化遗产,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三农"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广东"稻鸭共生"系统是动态保护与利用传统农耕文化遗产并服务于"三农"的典型案例,"稻鸭共生"技术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较大的生态效益,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具有指导意义。

广东现代“稻鸭共生”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广东现代"稻鸭共生"技术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但其发展仍然存在关键性技术有待突破,农民积极性不高,产业化生产尚未形成,政府助推服务缺位,市场激励机制缺乏,生态农业大环境缺失等问题。需要采取明确政府服务职责,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选择合适发展模式等相应对策。广东"稻鸭共生"技术应选择以农业科技园为依托,以科研和观光为定位,发展具有教育和宣传功能的观光农业新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与心理融入状况调查——以广州市CH区为例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着手,从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的维度出发,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并结合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人力资本等理论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心理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为此,从制度保障、教育引导、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与心理融入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