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丛日云教授访谈

留学精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又存在着误读,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由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双重的差距造成的。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

如果精英被彻底边缘化，民众直接走到前台，制定公共政策。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与近代人权学说

近代人权学说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产物。西方传统社会存在的契约型的社会关系及契约社会中个人的成长,中世纪政权与教权的分化、多元化的权力体系以及权利斗争传统,是人权学说形成的社会历史渊源。斯多葛派和基督教的政治价值观和罗马法中形成的权利概念,构成人权学说的思想来源。

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

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基础。个人及其权利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及其权利出发思考国家权力的来源、性质和范围，确定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以个人为政治思维的原点，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为理论上的不自觉和文化上的无意识。

消极国家观:从基督教到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是基督教政治哲学的世俗化变种 ,两者对国家的认识都是消极的。在理性层面上 ,自由主义认为 ,国家根源于人性的缺陷 ,是不可避免的祸害 ,它只有消极的工具性价值和职能。在态度和情感层面上 ,它对国家持冷漠和怀疑的态度。这些特点都源于基督教。

外在奴役下的内在自由——基督教对自由观念的贡献

基督教通过对人的二元解析 ,发现了人的内在世界并将其划归上帝的领地。它要求“外在的人”要服从世俗社会秩序 ,“内在的人”则独立于世俗秩序 ,只受上帝支配。它申张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拒斥外在国家权力的干预 ,这是西方个人自由观念的原初形态。内在自由是完整的自由的一部分 ,也是其由以生成的基点。它虽然在中世纪受到教会的桎梏 。

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历史内涵——兼与韩水法教授商榷

黑格尔的国家理念是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超越,其现实原型是“后拿破仑时代”新教北欧日耳曼国家;其“伦理”阶段的三个逻辑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指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三种类型及三种类型的国家,三者的逻辑关系与历史顺序高度统一。黑格尔的历史感表现在对国家理念的哲学把握与历史发展趋向的内在一致性,而不是严格按照历史顺序来安排法哲学的论证体系。其法哲学拒绝英法的现代化模式,推崇在现代北欧新教日耳曼世界已经呈现轮廓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承认个体的解放和进步,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整体与个体的统一,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个体化进程引向另一方向。它使整体具有吸纳和消化个体的巨大优势,偏重国家权力的理性化和高效化,却疏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对国家权力的规范,以及公众的深度参与。这一模式的缺陷后来继续发展,便导致德国现代化的歧途和灾难。

解读1949年国号之争

一、新政协筹备会上有关国号的争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正式产生于1949年的新政协筹备会。这一名称的由来以及会议期间的争论，从目前笔者所接触到的史料看，基本史实是清楚的，但一些过程和争论的细节尚有模糊之处。

17世纪“公民社会”概念解析

17世纪是近代公民社会形成的初期。这一时期的公民社会概念指的是一种政治社会 ,甚至与国家同义 ,而不是当代西方学者所意指的社会的非政治领域 ;17世纪公民社会概念相对的不是国家 。

寻找共同的底线——《共同的底线》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发言选登

2013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著《共同的底线》一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他曾出版过《问题与主义》一书,《共同的底线》可以视为《问题与主义》的续编。秦晖认为,在我们这里,共同的底线不是"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2013年3月9日下午,《共同的底线》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行。本刊特选登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

2013年4月2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北航高研院")召开了以"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为主题的第二届通识教育年会。此次年会集中讨论了在中华文明复兴背景下的通识教育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就"通识教育与现代文明"、"通识教育与德性养成"、"通识教育模式比较"、"通识教育教学探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同中国大学教育必须修正工科思维和单纯技术观点,从文明传承与复兴的角度探索适合当代条件的通识教育模式,应为今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在会议的最后部分,北航高研院的教学副院长翟志勇老师介绍了北航通识教育的推进情况以及所遇到的问题,与会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北航模式"表示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期待北航模式能够稳健成熟,为探索中国通识教育的正道提供一个可检验、可推广的样本。本刊现辑录其研讨内容,为推动中国教育之进一步改革尽一份绵薄之力。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校阅,本刊略有删节。

论黑格尔的国家概念及其历史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概念源于古希腊的、马基雅弗利的和近代契约论学派的国家概念,是上述三种国家概念的综合.“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核心涵义指个人与社会整体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结合的两种类型.“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分离,“国家”的特征是个人与社会整体达到了内在的统一.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表明了他超越近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向.

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将进入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阶段。与此相适应,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为培育公民文化服务。政治理论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具有启动和催生作用,但现有政治学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应该实现向公民文化理论建构的转变。

中国政治法律传统与人权

人权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产物。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没有形成人权的诸种前提，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宗法关系排斥契约关系，使个人难以成长；皇权至上的一元化权力体系使个人的生活不会出现系统的分割，不会形成个人的生活范围；以权力斗争排挤权利斗争，没有形成权利思维方式；儒家的世俗性特征使它难以孕生基督教式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对现实的批判意识。

谈先秦诸子追求“一”的政治心态——兼与古希腊政治思想比较

“一”是一个占老的哲学范畴,在先秦诸子那里,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范畴。与先秦诸子所使用的其它一些基本概念一样,“一”的概念也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它便包罗了十分驳杂的内容。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来看,我们大体可分辨出它的两层主要涵义:从哲学上说,“一”是与“多”相对的,它是万物的本原和归宿,万物若不能归“一”,便不为园满。引申到政治领域,“一”是与“杂”或“乱”相对的。

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分析方法──兼与先秦诸子比较

政治分析方法是衡量政治研究科学化水准的重要尺度。与古希腊思想家相比，先秦诸子没有研究、运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意识。他们在概念的分析、论证的方法、政治理论体系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从总体上看没有达到古希腊人的水平。古希腊政治思想家是现代政治分析方法的直接先驱。

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认知方式的差别

作为政治认知的主体,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承担着不同的政治角色.他们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思维定势:前者可概括为家臣观念,后者为公民观念.它们具体表现在对国家本质、政治学主题和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途径等问题的认识上.另外,他们政治观察的视野和焦点也有不同.

我的教育观

人的教育是什么呢？人的教育就是完成人的社会化，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亦即使人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成为有教养的国民，合格的公民。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能够通过教育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通过基础教育，人长大成年走向社会时，是一个合格的高素质的国民或者公民。这就是人的教育。

创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与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播

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北航高研院”）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就大学通识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我本人也从事通识教育工作。我们学校（中国政法大学）在2007年开设了两门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中华文明通论”和“两方文明通论”。我负责“两方文明通论”这门课。这门课是我们学校每年2000多本科生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