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象模式论略——具象与喻象之分析

一以少总多,言近旨远,通过一斑而见全豹,借用有限而透射无限,或者说,个别与一般相统一,已被证明是文学艺术创造的根本规律。众多的文学研究著作、评论文章都曾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的阐述。不过,如果仔细地思索一下的话,我们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当人们阐明与坚持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规律时,往往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文学形象的个别是怎样涵容一般的?或者说,文学形象的个别与一般是如何融合的?由于对这一问题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具体的分析,长期以来,文学形象的基本模式的研究也就一直未能独立地展开,对文学形象中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认识也就落后于丰富多采的创作实际。我们常常只知道某一种文学形象模式,忽视了个别涵容一般的不同方式。因而,关于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等许多问题的研究也就难免陷入片面性的处境。

金圣叹的小说鉴赏论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读法”和大量批语表明,金圣叹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小说鉴赏家。金圣叹在依照他的美学见解、艺术趣味对《水浒传》作评点时,常常论及小说鉴赏问题。他的某些关于具体人物、情节的分析,也时常包含着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艺术鉴赏的内容。我们把这些相关的评语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发现:金圣叹关于小说鉴赏的见解是比较完整、系统的,它是金圣叹小说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把红学史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在新红学出现以前,旧红学中的索隐派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压倒优势,使红学陷于停滞状态。新红学以收集的确凿史料,考证的确切结果。

冯梦龙传论(下)

作为一位理论批评家,冯梦龙最突出的贡献还是表现在小说理论的建树上。其代表著作就是《三言》的三篇序言。在他之前,李贽、叶昼等人的《水浒传》评点,蒋大器等人的历史演义作品序言,已经掀开了中国小说理论史的第一章。不过,这些评论无一不是对长篇作品的论述,以通俗短篇小说为对象的评论仍然是空谷足音。冯梦龙的“三言”序言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系统地论述通俗短篇小说的著作,它通过对通俗短篇小说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古典小说美学。

冯梦龙传论(上)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冯梦龙在许多领域都留下了不朽的贡献。郑振铎先生称他是一位“怪杰”;确实,仅就他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来看,就足以使我们认识他的杰出不群之处了。(一)中国文学史的明代后期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转变时期。当时的文坛上,掀起了一股以崇情抑理,实即以个性发展为核心要求的思潮,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都产生了深刻的广泛的影响。这股思潮以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为基础。

陈子昂的“风骨”论与唐代书画艺术

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曾在唐代诗坛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篇文章中,陈子昂一面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而慨叹,一方面则赞美『骨气端翔』的《孤桐篇》:

从“无邪”看孔子文艺观的反动性

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腐朽奴隶制的思想家，搞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两千多年来，地主资产阶级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或者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总是竭力吹捧“孔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