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林场经营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也已经开始重视这点。因此,我国开始大力发展国有林场,期望能够通过国有林场的有效发展来更好的保护环境。本文简述了当前国有林场的经营现状,分析了当前国有林场经营管理存在的经营管理模式单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明显问题,提出了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经济结构等可持续发展对策,旨在为国有林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方向。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适用原告举证损害、行为及其“关联性”的举证责任设置。该举证责任设置在法理上存在与保护“弱者”、平衡诉讼双方举证负担、“武器平等”、诉讼经济等理念和原则相悖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原告与法院将“关联性”理解为“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证成率极高。但在因果关系证明不充分的案件中,被告可能因原告仅需证明“关联性”而陷于诉讼不利的困局,最终承担了高额赔偿。原告证明损害与行为“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设置具有法理可行性与实践合理性,符合程序公正精神,兼顾了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

论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法,使之成为环境法领域的新责任形式。根据法律解释,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具备可适用性。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既符合我国实践惯例,也能起到惩治恶意违法与警示社会的作用。目前,部分案件还存在惩罚性赔偿计算有误、溯及力有争议的问题,各案的惩罚性赔偿倍数与数额差距较大。因而,未来应适当限制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逐步完善惩罚性赔偿的各项具体标准,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与相关抵扣、豁免规则,以更好实现惩罚性赔偿的公益保护功能。

污染环境罪:结果犯还是行为犯——以2015年1322份“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决书为参照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典型的"结果犯",而2013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际上将"污染环境罪"变成了"行为犯"和"结果犯"并存。由于司法实践中,97%以上的案件均为"行为犯",可见《解释》已经实质性地改变了《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定性。考虑到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当前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解决《解释》和刑法规定相冲突的较为可行的方法是在新的《刑法修正案》中,将污染环境罪修改为既包括行为犯又包括结果犯,同时提高污染环境罪的最高法定刑,以保持对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威慑力。

公开与不公开之间:我国公众环境知情权和政府环境信息管理权的冲突与平衡

当前,中国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经常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环境信息,以及对公众申请环境信息公开严格进行"生产、生活、科研需要"的审查。在完善我国公众环境知情权时,应当考虑到社会稳定的需求以及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能力。从切实可行的角度来看,为了平衡政府对环境信息的管理权、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的能力和公众环境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应当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不得被确定为国家机密";考虑参考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做法,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无需理由申请政府公开环境信息;鼓励"民间环境信息公开",并大力提升公众的环境科学素养。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中的司法因素:基于实证的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司法保障不力。由于我国环保部门基本上不享有强制执行权,一旦相对人拒绝履行环境行政处罚,环保部门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此,法院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环境行政处罚的执行率。由于种种原因,法院不愿意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在制度上对环境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权作出新的安排。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合理构建

流域生态补偿应当采取"水质提升补偿"与"水质恶化补偿"一体的"双向补偿"制度,这样才更符合生态补偿的"公平"导向。一般情况下,流域生态补偿的水质标准应当不低于《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规定的Ⅲ类水环境质量标准。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标准应当首先弥补上游的直接成本,然后逐渐弥补上游的机会成本。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机制采用纵向、横向还是纵向、横向混合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主要取决于上下游政府以及上级政府之间的协调成本。

不可抗力:环境污染侵害的免责事由?

通过对“不可抗力”和“无过错”的对比分析,认为在环境污染侵害中的“不可抗力”免责可能是立法者的一个“误会”。通过对免责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分析,认为“不可抗力”免责将会导致非常不可欲的后果。因此,在环境污染侵害中,不应该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如果非要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则必须对“不可抗力”作严格解释以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总之,必须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一起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比例原则”视野下我国环境执法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完善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已经在环境执法中显示了巨大的威慑力,但"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的计罚模式不符合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违法行为"先轻后重"或者"先重后轻"的情形下,都可能造成"过罚不当"的问题。对于初始违法情节类似,但复查时违法情节大相径庭的不同违法者,会出现"不同情节相同处罚"的不公平情形。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于"先重后轻"的违法行为,可以考虑在违法者的改正行为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情形下不予按日连续处罚,同时依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的规定,将该已经显著减轻的违法排污行为视为新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对于"先轻后重"的违法行为,可以在进行按日连续处罚时,视具体违法情节动用限产停产、查封扣押或者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理想状态下,应当摒弃"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计罚的规定,改为数据值式的按日计罚,即规定"……拒不改正的,处每日××万元以上××万元以下的罚款",以更好地实现"过罚相当"。为了避免持续性违法行为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损害,按日计罚的最长期限不宜超过三十日。违法者超过三十日仍然不改正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采取责令限产停产、查封扣押或责令关闭等措施。

美国环境刑事责任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的主要环境法律将环境犯罪规定为"重罪",罚金刑可以按日计罚,累犯的监禁和罚金都加倍处罚,并特别注重对"虚假陈述"犯罪的制裁。司法部和联邦环保署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追究环境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依据"负责任的公司管理人员原则"追究公司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提升环境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明确罚金可以按日计罚,在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机关中建立专门的环境犯罪调查机构,加强对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环境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将环境信息造假的行为全面入刑,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减少刑事执法的成本。

《环境保护法》“按日计罚”条款评析

随着中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提高罚款力度以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按日计罚"已经被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立法所采纳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处罚方式,在2007年《水污染防治法》修改过程中,不少学者和全国人大代表均提议应当增加"按日计罚"条款,但最终未获通过。在此次《环境保护法》修改过程中,"按日计罚"条款同样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先是环境保护部起草的《环境保护法》(修改建议稿)和全国人大环资委起草的《环境保护法》(草案稿)中规定了按日计罚条款,但是在2011年11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向全国人大办公厅递交的《环境保护法》

环境法典中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立法思路

我国对常规污染物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以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为主要来源的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仍然较为严峻。当前我国相关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中缺乏对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要求,对于现有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管控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足。未来环境法典中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立法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但风险预防原则并不以追求“零风险”为目标。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立法总体上应当遵循“风险筛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的思路。环境风险评估应当聚焦于从科学角度评估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本身,不考虑与环境风险无关的经济、社会等因素。确定什么是“不合理的风险”,除了科学判断之外,也需要“正当程序”的加持。风险无法确定时,比照“存在不合理风险”进行管控。在选择风险管控措施时,应当考虑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对于新化学物质,应当秉承“除非能证明无害,否则都应当进行适当风险管控”的理念。

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应当从法定刑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就法定刑而言,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较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他相关罪名偏轻。就司法实践而言,污染环境罪中行为犯的自由刑较轻尚可以理解,但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平均自由刑明显偏轻以及罚金刑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且总体偏轻,就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实现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建议将该罪的法定刑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适用于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并提升最高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应当严格认定,主要以行为人的违法收益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

塞拉俱乐部诉内政部长莫顿案的判决

案情介绍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图拉里县内华达山脉的美洲杉国家公园内，有一个风景秀丽的矿金峡谷。1926年7月，国会颁布特别法把它划为国家禁猎区。它的相对不易接近以及缺乏开发限制了每年来这里旅游的人数，而这种很少被人类文明涉足的状况也保持了其作为茫茫荒野的本色。

美国《弗兰克劳滕伯格21世纪化学物质安全法》的“风险规制”制度

2016年5月24日和2016年6月7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投票通过了《弗兰克劳滕伯格21世纪化学物质安全法》(Frank R.Lautenberg Chemical Safe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下文简称Lautenberg法),2016年6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该法,该法正式生效。Lautenberg法是对1976年《有毒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下文简称TSCA)的首次重大修改。该法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通过的首部重要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相对于原先的《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而言,Lautenberg法在控制化学物质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带来的风险方面明显更加严格,更体现了“谨慎原则”,更加注重风险防范。

认真对待公众意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评析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环保作为一项涉及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事业，无疑更需要走“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新《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原则，并专章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

为什么环境容易成为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环境形势的日益恶化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公众要求参与环境决策过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近年来,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获得了很大的进展。毫不夸张地说,环境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已经处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领先水平。

《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应当建立何种性质的按日连续处罚制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历史沿革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持续性的环境违法行为引入按日连续处罚的处罚机制。必须指出的是，有些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是作为一种”刑事处罚“措施（例如香港地区）．有的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是一种”民事处罚”措施（例如美国）．而我们试图呼吁立法者建立的按日连续处罚属于行政处罚措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构成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

对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可能引发跨界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松花江为中国第三大河流,在经过哈尔滨市后汇流入黑龙江.这条河流在俄罗斯境内称为阿穆尔河(Amur River),经过俄罗斯拥有约60万人口的哈巴罗夫斯克市(Khabarovsk)及共青城后,流入白令海峡.松花江、黑龙江及阿穆尔河都是其流经城市及地域的主要供水河流.

椎旁神经阻滞和竖脊肌平面阻滞对单孔胸腔镜胸外手术镇痛效果的影响

目的比较超声引导下椎旁神经阻滞和竖脊肌平面阻滞对单孔胸腔镜胸外手术的镇痛效果。方法选择2019年5月至2021年5月本院择期行单孔胸腔镜手术患者60例,ASA分级Ⅰ~Ⅱ级,BMI18~30 kg/m^(2),随机分为胸椎旁神经阻滞(T组,n=30)、竖脊肌平面阻滞(E组,n=30),术后常规采用PCIA,当VAS≥4分用帕瑞昔布钠补救镇痛。麻醉诱导前T组在超声引导下行胸椎旁神经阻滞,E组行竖脊肌神经阻滞,5 min后开始用冰块法测定阻滞平面,记录穿刺深度、神经阻滞的操作时间及起效时间,记录两组患者术后拔管即刻(T1)、6 h(T2)、12 h(T3)、24 h(T4)、48 h(T5)静息及咳嗽状态下VAS评分,记录术后镇痛泵首次按压时间,有效按压次数及帕瑞昔布钠用量,记录术中瑞芬太尼、丙泊酚、血管活性药用量以及诱导前(T1)、切皮(T2)、进胸(T3)、标本切除(T4)时平均动脉压和心率,记录术后恶心呕吐、肺不张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与T组相比,E组神经阻滞穿刺时间明显缩短(P<0.05)、穿刺深度变浅(P<0.05)、术中瑞芬太尼用量明显增多(P<0.05)、术中平均动脉压和心率升高(P<0.05)。两组患者术中丙泊酚、血管活性药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 h及术后24 h咳嗽VAS评分E组高于T组(P<0.05)。两组患者术后首次镇痛泵按压时间、按压次数、帕瑞昔布钠的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恶心呕吐、肺不张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胸椎旁神经阻滞和竖脊肌平面阻滞在单孔胸腔镜手术中、术后均能提供良好的镇痛,但胸椎旁神经阻滞镇痛效果优于竖脊肌平面阻滞镇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