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首轮工资改革运动的历史考察

从1950年到195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工资改革运动,力求在国营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及早期已完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内部率先实行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新型劳动工资制度。由于受到中央区域性"减控"工资要求影响,上海地区的工资改革尤为复杂。与国家整体期望达成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相对应,基层社会对于职工个人生活、消费的偏向则被笼统地称为"经济主义",二者从经济层面的方向偏差上升为意识形态之争,并作用于地区工资改革在不同时段内的实际运作。对于其间具体改革方式及程度的讨论,是分析中共如何处理国家与工人关系议题的重要切入点。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基层手工业所有制问题研究——以浙江省慈溪县为例(1961-1964)

基层小生产者的"所有制"问题是中共革命以及新中国建设的核心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及"大跃进"时期,中共对基层小生产进行合作化改造,并不断调整其所有制形式设定。60年代初期,国家对前期运动实施情况予以政策调整,要求基层小生产者组织回归"集体所有"合作社形式的同时放开了对于手工业群体的"个体经营"限制,使其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集体所有合作社与个体生产经营并行的二元发展格局,而前者很快便式微于后者。从整体而言,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对于小生产者所有制形式的设定,更多出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而非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这是基层小生产者经济实体一直无法实现增长性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乡镇企业转制的原因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围绕乡镇企业为何改制这一核心问题,结合了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核心动力机制。乡镇企业转制涉及到地方财政、地方利益集团以及经济精英影响因素,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决定了乡镇企业改制的进程方向。同时,笔者认为对于这三种力量博弈制度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21世纪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会工作的困境与缘由

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对城市工作进行整体部署,强调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快速实现各业复工复产。工会是党和国家动员、联合广大职工群众的重要组织载体。解放初期,上海市各级工会快速筹建,为职工管理提供了有效保障,工作成效显著。不过,工会同时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无论是组织筹建过程中的“关门主义”问题,还是处理劳资关系的难度,以及就自身中心工作的左右摇摆,都让工会感到压力,其工作机制只能不断进行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项工作由“主义”落地于“现实”的过程表现。

乡镇企业改制的社会历史学分析——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

在由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发展浪潮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为地区经济作出卓越贡献,其集体所有性质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得以抵御私有化冲击的重要凭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发展式微,不得不接受以租赁、转让、拍卖或股份制改革为形式的转制处理。这一变化是企业在此前经历一系列管理制度变革后的结果反映,其间各项具体制度调整虽不直接导致企业集体所有制即刻发生变化,但却在过程中不断放大行动者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为后期乡镇企业所有制改制的一触即发奠定了社会基础。

地域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基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比较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在当代中国史专业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地域史研究（即以一定区域作为个案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曾是学科前进的方向，是随着各地档案馆开放档案史料后，相关研究者得以对先前革命史、党史叙述提出补充和修正的学科发展表现。近十几年来，基于各地历史档案的专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出口私商的管理制度变革--基于上海口岸的历史考察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贸易关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内外交流”“国家统制”要求,确立整体“计划平衡”领导方针。然而在实践中,进出口私营商户以及与之对应的市场运作机制依然存在,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与国家计划管理预期之间的冲突是各级管理部门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应冲破“封锁”“禁运”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需要,上海口岸不断调整对于进出口私商的口岸管理制度,先后设定“自进自出”“公进私出”业务分配制度,在分类、归口管理基础上,先后施行联营、合营组织形式,对由私商经营的对资进出口业务实现国家计划整合。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下工会与社会组织合作模式研究——以上海为例

2015年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对群团组织作出了整体改革部署。遵照中央改革要求,工会系统积极推进改革,其中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加大自身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力度,引领后者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近年来,上海地区工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已初具成效,相应合作机制日趋制度化,在服务具体企业职工的同时,也在楼宇、商圈、工业园区、创新企业孵化基地等用工单位集中区域实现了自身服务的社会化发展,溢出效应明显。当然,就进一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形式仍有待完善,以保障这一创新形式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助益。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合作社管理的政治化转型——以慈溪县为例（1953—1956）

与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同，手工行业的整体资本有机构成明显较低，这使得基层政府在改造过程中缺乏具体的“物质”对象，国家也未突出强调手工业“独立生产后两极分化的可能”，因此手工业改造一度进展缓慢。随着国家改造政策的不断强化，政府将雇工现象认定为是对合作社社会主义特性的挑战，从而逐步以调整从业者之间的传统等级关系为改造切人点，试图建构更符合社会主义特性的师徒关系，强调二者之间的纯粹技术传递性联系，否定原有的“人身依赖”关系。

“集体所有”形式转变与基层生产组织发展——对于“大跃进”前后手工业合作社所有制调整的历史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转制现象的集中出现曾引起学界关于基层生产组织所有制形式的热议,重点关注就“集体所有形式”适用与否的讨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比较分析,“大跃进”时期基层手工业合作社所有制形式调整事实上也反映了这一相应主题在特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表现。相比其他形式集体所有合作社,基层手工业合作社的所有制调整经历显得尤为复杂,先后经历升级“全民所有制”国营工厂及下放农村人民公社改为“社（队）所有”生产组,原社员集体所有特性被彻底消解;进入运动中后期,伴随国家就人民公社所有制所进行的调整,相应政策对手工业合作社所有制形式进行了回调处理。这一消解、回调过程反映了“集体所有”形式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处境变化,与后期市场环境下集体所有企业转制事实分析形成比较对照。

论文化产品市场意识形态的科学引导

面对当前文化产品市场过度“娱乐化”,社会价值引领作用弱化的倾向,应以“实事求是”作为引导工作的基本原则,抓住群众感兴趣的热点话题,明确立场,亮出观点,做到以理服人;在文化行业内部实现管理制度调整,改变原有产品评价体系,增加就社会效应的考量指标;正视中西方文化根基差异,以开放态度借鉴西方文明,达到科学引导的效果。

上海青少年科学社：以社会组织力量推动科学技术创新教育

作为科技发展大国，中国一直将科技创新视为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关键所在。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强调必须将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放在首位，着力完善各地青年、青少年科技人才培育实践，对基层工作开展提出了新的期望与要求。在另一方面，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合作社管理的政治化转型——以慈溪县为例(1953—1956)

建国后,针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可被视为基层政府对这类小生产者的第一次行政管理介人。因其行业特性,在运动前期,政府偏向于市场化手段,也因此产生诸多矛盾。随着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指示的提出,政府对这类合作社组织的管理逻辑转向政治化思维,并重新确立相应管理机制。这一管理机制的政治化转型左右了合作社组织的后期演变,并对中国城乡地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财政激励、利益集团与经济精英——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动力的三种理论解释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围绕乡镇企业为何改制这一核心问题，结合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核心动力机制。乡镇企业转制受到地方财政、利益集团以及经济精英等三种因素的影响，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乡镇企业改制的进程与方向。尽管乡镇企业的改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三种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21世纪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

互联网:联系“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发展，“互联网”的影响作用已深入扎根于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国家治理”议题而言，国家管理者能否适应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并有效运用新型互联网技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这样的变革过程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对此，为更好梳理互联网时代“国家”“社会”及“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网络对于国家管理机制所带来的影响表现，2016年10月15—16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学术月刊》杂志社、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联合承办的“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围绕会议议题，来自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近30余名专家学者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学科角度展开了专题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