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一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个《武汉日报》的记者在言谈中似挟诮讽地告诉我:"名记者范长江明天就要到徐州来了!"我回答说:"本来就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

芷江洽降侧记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今黔阳)。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宣布日本已"

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初识老乡范长江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者告诉我，说：“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我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说：“什么名记者？!”“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范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我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篇文章给《大公报》生色。”

泪光灯影中的蒋牧良

蒋牧良逝世后，早就想写点东西遣我积郁，以衰病侵寻，精力疲惫，迟延至今，牧良有知，当不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