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与淮南民歌

“五四”动运前后的歌谣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2 4年8月,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并兼职于“风俗调查会”的台静农,应在“歌谣研究会”任职并主编《歌谣周刊》的常惠之邀,回故乡安徽霍丘县叶集镇,采集流行淮南地区的歌谣,历时半年,共得民歌两千余首,其中情歌,先后在《歌谣周刊》发表16 7首。1971年,台湾娄子匡先生将其中113首辑录成册,取名《淮南民歌集》,作为《民俗丛书》第二十四种,由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印行。这些民歌,不仅为“五四”时期对我国新诞生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对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新诗创作,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时期皖籍作家与新文学团体“明天社”

“明天社”是继“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后的第三个新文学社团。“明天社宣言”中所表达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是和文学革命的方向一致的。“明天社”的领衔发起人、社务联络人及所出版的五种“明天社丛书”的著译者,均是皖籍青年作家。“明天社”后因种种原因而解散,但作为“明天社”发起人的皖籍青年作家们,在他们分别参加了“湖畔诗社”、“语丝社”、“未名社”之后,仍为实现“文学界成长的明天,光明的明天,发荣的明天”而努力着,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代先知：革命烈士的崇高选誉：－论《建塔者》兼及台静农曾是地下党员问题

<建塔者>是台静农经历了国民党军阀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之后带着"苦痛着"的心所写的作品.通过分析<建塔者>的意义,可看出台静农是位信仰共产主义执着追求革命的青年作家.从台静农所参加的一系列上级党组织安排的活动看,笔者认为,台静农曾是中共地下党员.

鲁迅与台静农

台静农,字伯简,笔名青心。一九○三年生。安徽霍邱县人。一九二四年,中学未毕业,从武汉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一九二五年夏,参加以鲁迅为首的“未名社”,成为该社的重要小说作家。一九三○年秋,参加“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被谈为五人执行常委之一。一九三五年八月赴厦门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四川,先后在重庆辅仁大学、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应邀赴台湾。

台静农的抗战小说

抗战期间,台静农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不少小说和杂文,在国统区文艺界曾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大时代的小故事》,先后被香港大时代出版社、重庆文摘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丛书,选为短篇小说集的集名(另收入《电报》一篇)。过去对台静农文学创作的研究,多是限于他二十年代创作出版的《地之子》、《建塔者》,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创作,几乎无人提及,这对一个作家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这里仅就台静农抗战期间的小说创作,略作评价。

台静农传略

台静农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原名台传严,字伯简,除用台静农、静农发表著述外,尚有青曲、青辰、孔嘉、静者等笔名。先后出版的编、著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地之子》、《建塔者》、《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台静农教授的书法》等。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农历),台静农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镇一个尚属殷实的家庭。祖父幼时失去双亲,成为孤儿,曾流浪皖北,被人收为养子。

忧愤深广 格式特别——重读《狂人日记》

“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主要从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而在创作实践上真正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鲁迅《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文学革命的主要发难者陈独秀读后,表示“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胡适也深感自己和其他几位极力鼓吹新文学的人,都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茅盾后来论及《狂人日记》时,更明确地指出。

台静农著述年表

小引台静农,原名台传严,字伯简,1902年11月23日(农历10月24日)出生于安徽霍邱叶集镇。1990年11月9日,因患食道癌久治不愈,逝世于台北台大医院。 1922年夏,与林如稷等文艺爱好青年,发起组织文艺社团《明天社》,开始文学创作。1925年8月,参加鲁迅组织领导的《未名社》,在鲁迅的影响指导下,致力于小说创作,成为二十年代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之一。

鲁迅的现代悲剧意识及其审美价值取向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对西方民主文学的借鉴,从而重建了文学的价值观念。这种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突出地表现在确立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对人生的价值意义。因此,新文学的理论倡导者,实践创作者们。

莎菲形象新探

丁玲同志的《菲莎女士的日记》,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不断的探讨;尤其是对于独具审美特征、曾一度被极大歪曲的莎菲这一艺术形象,更是力图作出新的、公正的审美评价。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不失为新鲜的说法。认为莎菲是“‘五四’时期女青年”,“莎菲所追求的是当时所谓‘灵与肉的统一’”,“莎菲内心深处。

谈鲁迅的散文诗《雪》

(一) 《雪》是鲁迅一九二五年一月所写的一篇散文诗,后收入《野草》。《野草》是一部散文诗集,共收二十三篇,是鲁迅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北京期间所作,曾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一九二七年结集时,又作《题辞》一篇。《野草》创作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的年月。一九二三年七月,党的“三大”制订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在我党积极领导下,广州、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广东、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

鲁迅关于创作题材的唯物论观点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对于革命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有一系列精湛的马克思主义论述。重温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澄清在题材问题上被他们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以便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义文主艺。 (一) 鲁迅在论述到文艺创作的题材时,总是根据革命文艺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广大革命人民的精神需要,提倡描写重大题材,希望革命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努力反映革命漩涡中的社会事件,描写“伟大的变动”,揭示社会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

坚持改革，同旧习惯势力作斗争——读鲁迅的《习惯与改革》

鲁迅在他光辉的战十一生中，始终坚持革新，反对守旧；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在那“‘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适顶”的年代，他密切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对于阻碍革命深入发展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一九三○年一月写的《习惯与改革》一文中，鲁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描出了习惯势力是革新前进的大故，阐明了批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重要性，并号召人们勇于正视现实，不妥协地同习惯势力作斗争。

“两个口号”的争论必须重新评价

一九三六年,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革命内部的是非问题,又有来自敌人方面的干扰、破坏。对于它的评价,历来存在着原则分歧和尖锐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