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减税效应与我国双循环市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产业链的高依存度是产业结构和税制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发挥好减税激励效应,才有利于我国双循环市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出口退税有效提高了出口市场占有率、调节了国际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但在双循环背景要求下,壮大国内市场可以减少出口退税,增加进一步普惠性减税降费的包容空间。目前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融合渗透,给"营改增"后的税目界定和征税权划分带来挑战,平台总部跨区域大空间虹吸税源侵蚀减税红利已成为区域间不公平税收竞争的置喙焦点,不利于国内市场大循环机制形成,应予以限制。而从长远看,增值税归属为中央税并转型在消费终端一次性征收,则是大幅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双循环市场壮大的体制性飞跃。

税务机构分合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历史必然

1994年,我国顺应分税制改革分税分管的要求,税务机构相应实行国地税分设。2015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合作不合并的深化改革思路。这次顺应国务院机构改革要求,再将国地税机构由分设向合并转变。24年的税务机构设置经历了由合向分、再由分向合的改革历程,其内在逻辑关系值得分析思考。

依法治费是预算外资金规范管理的基点

尽管预算外资金帮助了许多地方做了许多预算内做不到的事而倍受青睐,然而,来自企业税费负担日益加重的呼声和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却逐年下降的反差,使社会各界对滚雪球式日益增长的预算外资金的性质有了重新认识,缓解行业间分配不公,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的责任又使各级政府增加了对预算外资金集中管理的决心。

内陆地区利用外资工作之我见

地处我省中西部的金华、衢州、丽水地区,由于其地理环境、文化气氛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其外向型经济仍处在起步阶段。要使内陆地区利用外资工作能够快速稳定地发展,需要不断改善客观约束条件。然而,转变思路,更新观念,提高认识,调整政策导向也会使我们走向一个崭新的起点,只有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把精力用在提高层次和质量上,才能产生我们外向型经济的规模和效益效应。 1.税收优惠不是唯一的诱惑。咱们的投资环境如何,恐怕不在于过多过滥的优惠政策,特别在税收政策上,在我们这个统一税政又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国度里,首先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没什么税收绕让权,其次是我国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企业以利润的形式体现的剩余价值显然要低于发达国家,我们怎么让也让不过人家自由贸易港区。况且。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4～2005年出口增长率与出口退税综合退税比率、退税兑现比例之间经验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出口退税的充分性和及时性对出口增长率都有明显的影响。虽然出口退税的充分性作为调节进出口贸易差额的政策工具十分有效,但退税率调整的当年或次年往往会引起出口增长率的大起大落,自营出口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因此,国家可以通过扩大资源类产品进口的方法来减少进出口贸易顺差,对一般性商品出口仍应坚持“征多少、退多少”、按征税率退税的中性原则。

增值税收入与经济政策依存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浙江省金华市增值税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用电等经济指标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效果依存情况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相对于GDP而言,制造业的增值税与工业用电相关程度更高;税制改革进入成熟阶段后,增值税收入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依存度逐年增加。

诱致性变迁: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与贸易结构性变化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实施一年来,由于“核定基数超额比例自负”的财政负担 体制和地区间外贸出口动态发展以及增值税多环节多次征的矛盾,改革诱发了政府间转 嫁超基数出口退税负担额的动机,征退税率差也引起了同一出口产品在不同贸易方式间 的利益不均,制度变迁又给了地方和企业新的获利机会,一系列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将导 致出口贸易结构的失衡。本文以为,现行增值税条件下出口退税要跳出“谁出口谁负担” 的改革思路,建立将进口环节税全部用于出口退税、节余结转、不足再按国内增值税收入 比例分摊的负担体制。

废旧物资增值税抵扣问题探讨

本文认为,为了鼓励废旧物资的再利用,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应对利废企业回收利用的废旧物资按征税税率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这既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也不违背增值课税的原则。

融合与渗透:基于跨境电商盈利模式的增值税征免退税问题

数字经济对货物销售的融合渗透使销售与服务的增值边界更加模糊,跨境电商在虚实空间的多主体参与和大跨度交易格局则使电子商务的纳税义务发生地和出口退免税承接地难以确认。本文分析发现,基于跨境电商的多主体分享盈利模式和以票管税的征管模式,按传统的单证汇总申报退税或凭证式免税申报备案的做法,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均无法匹配单证实施退免税,短期内只能作次优选择,在电商终端做无票免税权宜性操作。但在增值税复合税制及以票管税多环节征税的模式下,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零税率目标则长期无解。增值税走向消费端征税的GST模式,或是解决跨境电商的征免退税问题乃至提高整个增值税治理与遵从效率的改革之路。

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增值税收入的影响

出口退税机制调整后,一些地方在收入分析中将退税率下调影响免抵税额作为增值税减收因素,本文研究表明,虽然静态条件下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使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可供调库的免抵税额减少,但整个应缴增值税没有变。然而,退税率较大幅度的下调客观上造成了多数出口商品没有按照理论上的增值税零税率出口,少数商品因征退税率差额过大,还出现了纯出口的生产企业负税出口,即倒缴税的情况,使同类出口商品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之间,进口料件和采购国产原材料之间,以及在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之间产生新的税负不平,如果动态条件下退税率的下调引致纳税人改变出口贸易方式,对增值税收入就有减收影响。

以案析法 兼论发票虚开定性的税收法定原则

本文以一起货运发票虚开案例的审理认定为样本,分析了我国税务稽查实践中发票虚开认定依据的不确定性和推理逻辑的不规范性。本文认为,税务案件审理的证据认定、案件定性过程中也应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在目前法律对虚开的定义和解释比较宏观的条件下,税案审理应该遵从案件事实的完整性原则,证据认定的充分性、完备性原则,案件定性的准确性原则,执法程序的规范性原则,税务处罚的适当性原则,以对发票虚开定性加以谨慎性约束和规范。税收法定,意味着税法将既是执法者的'杀威棒',也是纳税人的'挡箭牌'。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建立税务稽查与纳税人之间地位平等、规则公平、裁决公正的税案审理机制势在必行,全面提升案件质量乃至整个稽查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法律素养显得尤为必要。

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抵扣链和行业税负衔接问题研究——基于新扩围四大行业的多域样本分析

本文通过对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抵扣链和行业税负衔接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服务业的减税难题是其盈利和人力成本占比高、可抵扣费用占比过低的高净值特性决定的,按目前的税率和贷款服务不能抵扣的设置框架,允许银行业不良贷款核销冲抵计税营业收入是减税的有效通道。由于'营改增'效应,改革后金融业债券、资管、融资租赁、信托基金(含REITS)金融商品等可抵扣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将相对于贷款服务收入占比提高,息转费渠道依然存在。减税或转嫁渠道更多。建筑服务的减税难在多环节分包后一般与简易计税交叉出现造成抵扣链V形齿合,从而引起税负转嫁不畅、重复征税问题。'营改增'后建筑业和下游房地产业在计税方式选择上有四种博弈组合,因纳税额与计税依据、税率、进项扣除之间存在不连续函数关系,理论上很难有模型化的最优组合,但市场选择机制可以在多轮博弈中找到答案。而生活服务业'营改增'减税症结在对原营业税平移后复杂的征收品目归属上,由于混合服务增值额计算和归属难有清晰界限,跨时空分割难度大,而不同税目之间存在税率和可否抵扣的差异,发票与税收征管风险较大。如酒店服务业就面临一项连续服务在不同征收品目间的划分和混合服务的可抵扣发票开具难题。由于我国增值税实行以票管税基本制度,服务业'营改增'后,起征点的税收征管和发票虚开认定标准问题均面临挑战,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刑法中发票违法处罚条款的修订显得比增值税立法更为迫切。'营改增'后引起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格局调整还或将引发三次产业结构的逆袭,需要在总体减税的框架下建设地方税体系,避免'营改增'减税、地方税弥补而总量不减的'结构性'改革。

两票制、带量采购与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基于医药厂商税收风险视角的分析

处方药销售价格市场化与医院公益性目标收支缺口长期以来未有合法有效的结合路径,近年来,管理层从处方药实施零加成、药占比到两票制改革,希冀能切断药品销售中的利益输送,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两票制改革只改变了医药厂商高额销售费用的消化转嫁方式,并没有有效遏制药品价格虚高和利益输送问题,两票制后的高额销售费用逆转,消化环节减少,引起厂商的税收负担与发票风险均大幅提高。带量采购模式联合干预能有效逼降药价,但众多低等级医院靠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仍不能弥补收支缺口,不利于药品价格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调动医院对药品临床分析与厂商对药品更新迭代的积极性。本文研究认为,目前继续对药品销售作两票制限定已无必要,医药厂商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开具发票。带量采购模式宜作为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适时干预药品价格市场,但将其作为药品价格形成的机制性模式值得商榷,其实施中在推进战略、时空选择及竞价规则上宜作技术性改进。本文建议,医疗服务与处方药终端价格也可以实行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医院公益性目标与药品价格市场化并不矛盾,对药品供应链的终端环节实行税收监管与财政返还双重政策,可以使药品收支利益链条更加透明,也有利于全链条各节点价格关系的平滑衔接与税收公平,对医院公益性目标形成的合理性收支缺口,公共财政或公益性基金有义务兜底支付。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税收定位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的我国,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充分发挥重点区域引领作用,加快推进京津冀、粤港澳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深远。而税收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政策、管理和服务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

分享经济与自贸区税收政策的激励相容问题

本文研究认为,分享经济的渗透已使自贸区跨境电商、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日益趋重,服务业'营改增'后,自贸区应在坚持原有的'进口保税、出口退税、在区免税、出区征税'原则基础上,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跨境电商税收管理,以激励但非溢出的原则确定离岸业务减税政策,以激励相容原则处理自贸区与境外、关内区域的税收关系,以精简与效率原则发挥自贸区税务管理体制的示范效应。因为改革成本更低,自贸区管理体制创新应先于减税政策复制在区外关内推广。

基于区域样本的促进残疾人就业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对残疾人就业税收政策调整后企业和残疾员工行为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减税政策对残疾员工入学、就业、岗位等个人行为选择效应显著,对企业行为选择也有明显的诱致性效应,减税政策的劳动收入弹性远大于资本收入弹性,但减税效果已呈边际递减趋势。为此本文建议,福利企业减税限额只保留同期应纳增值税和政府最低工资水平2~3倍双重限额标准,支付残疾员工工资薪酬的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应限于盈利企业方能执行,对叠加享受税收优惠从而使实际纳税额连年为零甚至为负的企业应实行另类起码税兜底政策。

从减税效应看增值税的再转型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增值税转型直接带动了企业设备投资爆发性增长,在降低同期增值税税负率的同时,还使得企业销售利润率和成本工资率呈螺旋式攀升,提高了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减税效应显著,但减税效应表现出随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而递减的趋势。社会福利企业的政策性减税效果也显示相近规律,目前人均3.5万元的退税限额已明显偏低。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即征即退方法和免税方法引起了同类产品受益上的差异,免税方法减税效应更大。为此本文建议,'十三五'时期应实行营改增与增值税再转型并重的政策,允许纳税人所有经营性用途的汽车、不动产等物耗性支出和所有外购服务支出列入抵扣范围,最终实现'工资+利润'的税基格局。对社会福利企业实行人均减税限额标准指数化政策,对资源综合产品实行按实际利用废旧资源数量和即征即退比例双限额退免税政策,将更好地发挥增值税结构性减税的功能性作用。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统筹处理好四大税收关系

作为一项旨在全面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大制度变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必然涉及组织机构整合、管理方式转变以及人员编制、经费拨付等诸多现实难题。《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统筹处理好四大税收关系》一文对这些难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