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省宪研究——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制度探析

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特色,重点分析省宪制度设计与创新之处。其中省政体制度特色表现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方面,主要内容有行政权力的双首长制、行政与立法关系失衡、司法权力增强、直接民主制的广泛采用。而在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时,省宪则凸显地方合理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特点。

政党政治与台湾地区大陆政策的立法过程——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个案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制订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规划台湾大陆政策基本框架的主要法规,其立法时期正值台湾进入政党政治时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立法过程中的政党政治主要表现在提案立场、政策主张、审议与修正程序。提案立场与政策主张之争主要反映出台湾地区主要政党大陆政策主张的差异。而审议与修正程序之争则是与当时的政党政治具体运作有关,其中民进党凸显的是抗争性立法风格,而国民党更多是内部的派系之争。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岛内日趋激烈的政党政治发展,对台湾地区大陆政策立法过程的作用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安福国会审议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探析

安福国会成立不久,就不断要求政府尽快提交年度预算决算案。在国会的压力下,1919年6月11日,总统徐世昌正式提交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在总预算案审议过程中,焦点问题是军政费用支出,主要是军费、总统府、财政部等机构经费。国会审议结果,不仅军费削减二成,其他各项支出均有减少,政府预算总计减少二成多。在民国财政史上,政府年度总预算第一次正式被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安福国会不仅非常重视财政监督权的职责,而且在审议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水平。虽然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最后并未严格实行,但是国会积极行使财政监督权,促进预算民主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一中原则”的台湾认同与两岸社会融合发展的新思考

整理30年来台湾社会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文献资料,研究台湾社会各界的国家认同问题,形成两岸在"一中原则"问题上的社会共识,在理论应用层面构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适用于两岸社会交流的通用话语体系,能够有效争取台湾民心,推动对台工作思维的发展,为习近平总书记两岸社会融合发展理念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皮瓣移植修复手外伤组织缺损的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研究手外伤组织缺损患者行皮瓣移植修复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2012年8月～2013年8月淮南新华医疗集团新华医院骨科共收治58例手外伤组织缺损患者,均行皮瓣移植修复治疗。结果 1皮瓣组织来源：腹部带蒂皮瓣16例,占27.6%、中指尺侧及环指桡侧岛状皮瓣12例,占20.7%、锁骨下带蒂皮瓣9例,占15.5%、V-Y皮瓣7例,占12.1%、手掌背动脉逆行岛状皮瓣6例,占10.3%、食指近节背侧岛状皮瓣5例,占8.6%、足背复合组织游离皮瓣3例,占5.2%;2修复效果及术后随访结果：58例手外伤组织缺损患者中57例皮瓣全部成活,均属于创面Ⅰ期愈合,1例出现皮瓣小面积坏死,行换药处理后愈合;3术后随访（7.45±1.13）个月,行手部皮瓣后期功能评估,优49例（84.5%）,良7例（12.1%）,差2例（3.4%）。结论皮瓣移植修复治疗手外伤组织缺损效果较好。

宪政起步:民初筹备国会事务局与第一届国会选举

第一届国会选举是民国初年政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国会选举的组织与管理过程。作为主持全国性选举的中央选举机构筹备国会事务局,虽然与当时发达的民主国家相比较,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其选务工作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国会政治与民国早期的民主转型

民国国会在国会组织、选举法规制定方面,不仅颇有成效,而且立法运作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与发展。国会政治中的腐败现象,在民主政治早期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国会政治最后的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来自政治权威性不足、政治环境不佳、第二次直奉战争结局的冲击等外部因素。对国会政治经验来说,政治妥协至关重要,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时期。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在议会政治认知层面,一开始就出现了"民主完美论"的看法,在政治情感方面,则是经历了从"宪政万能论"到"宪政无能论"的转变。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理论透视与历史实践

"五权宪法"在理论来源上,秉持一种开放的政治立场,融合中西政治智慧。1936年5月5日颁行的"五五宪法草案",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五权宪法"的框架,但其确定的政体制度却是"强总统制"。"五权宪法"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主要有两次,一是抗战后中国短暂的民主化,二是1987年"解严"后台湾地区的民主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近20年来经过七次"修宪",政体制度经历了从名义五权到实质三权的演变。

融合式统一:两岸命运共同体制度建设的目标与路径

在制度建设目标上,新时代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基于整体性、科学性与可行性之上总体设计,在两岸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民生共同体四个层面有效推进。加强新时代两岸交流合作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在加深彼此认识的过程中求同化异,创新制度安排,点滴积累共识,扩大两岸共同点,保持适度差异性,在两岸关系的多变性、复杂性与挑战性中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初步形式,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合式统一”。

从“法兰西共和国”到“法兰西国家”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民主制演变为个人专制,其原因更多是内部的长期分裂与混乱。法国的议会内阁制度有不少缺陷与不足,特别是缺少权力制衡的机制。法国是一个缺乏政治妥协传统的国家,不断革命与冲突是这个国家近代历史的主流。精英阶层的腐败与无能对第三共和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它摧毁了共和国的道德合法性。财政危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第三共和国的催命剂。而法国右派一直是以反议会民主制的面目出现,希望在法国建立德国或意大利式的现代法西斯极权主义。因此,1940夏天的战败不仅导致第三共和国军事的失败,还引发共和制度的崩溃。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还对民主巩固的传统论断提出挑战。它的寿命长达七十年,最后仍然无法摆脱民主崩溃的命运,这足以说明对于法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西方大国来说,民主巩固之路同样是异常艰难的。

半总统制的初创: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

在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中,总统由独立选举方式产生,权力也进一步增强,特别是确认了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权力与立法权,包括解散国会权、紧急命令权、修宪提议权等,其权力比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要大。在总统与内阁权力关系上,总统居于主导与支配地位,符合半总统制政体行政权分享的原则。行政与立法权力关系的设计,体现为民国议会对总统与国务员的弹劾权、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权以及总统的解散议会权。宪法草案半总统制政体模式的选择,不仅是宪政学理的设计结果,还与北京临时执政府主导制宪、制宪者对民初宪政制度实践的经验反思以及魏玛共和国宪法影响等因素有关。

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

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安福国会最重要的反应是提出外交议案,内容涵盖和会筹备与中国外交目标。巴黎和会召开之后,国会关注的内容包括和会应对策略、对日外交与山东问题等。从方式来看,分为立法与行政监督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指国会议员提出与和会外交有关的提议案、建议案,提交委员会与院会议决后咨送政府。后者则是通过质询权、弹劾权与查办权的行使,监督政府的外交活动。国会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表现,除外来舆论压力因素之外,还与其维护派系与自身利益有关,突出表现为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从实际成效来看,国会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不过在制度形式上,其表现可以视为近代中国议会外交的初试。

选举舞弊与民主转型:以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为个案

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中的舞弊现象,出现于组织选举阶段,盛行于选举竞争过程中。选举舞弊现象在民主转型进程中出现是正常的,中外概莫能外,其实际作用需要客观评估。选举舞弊并没有改变民国初年民主转型的实际成效。民主化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选举制度的不断健全,选举舞弊现象是不难得到控制的。

民主遗产: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自治——读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推行地方自治的实际成效怎么样？地方自治制度实施的经验有哪些？地方自治最后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关注近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周松青的《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一书，以20世纪初的上海地方自治为个案，对当年的自治进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极其清晰地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探寻制度变革之道，做出了新的尝试。

保守主义议会政治的尝试:民初安福国会的立法运作

民初安福国会的立法运作,在议案内容方面,经济、民生、外交类议案最受国会重视,讨论也最为激烈。立法成效突出表现为1919年新宪法草案的制度设计,它秉持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原则,一些重要的制度安排更加接近于英、法国的议会内阁制度。在行政监督方面,国会最有力的举措是裁减政府预算案中的军费开支。安福国会的立法运作与第一届国会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议会政治特色。

民国初年的政坛

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国会一度成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尤其是皖系北京政府时期的安福国会(因多数党是掌控国会70%以上议席的安福系而得名),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时,表现得相当活跃,曾经上演“组阁”与“倒阁”的大戏,即使是军人总理靳云鹏,也难逃被国会倒阁的厄运。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路径之辩——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探讨民国早期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问题,仅有政治思想史的解读可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史的路径分析。即使是较为理想的美国立宪,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改正的过程。不能将1787年的制宪与殖民地时代的立宪史,以及独立战争后各州的立宪实践割裂开来。对民国初年的各利益集团来说,追求权力与建立权威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权力分配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是1912年《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还是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超议会制＂政体设计,既没有充分承认当时左右中国政坛的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也没有从制度创新方面实现北洋集团提出的正当性权力目标,从而失去了北洋派对政治制度变迁的支持。从立宪路径选择来说,民国初年法国式议会制宪的立宪模式是需要反思的。

人CCL20基因特异性shRNA重组慢病毒表达载体的构建及测序

目的利用RNA干扰技术,以人CCL20基因为靶基因,设计CCL20基因特异性的小干扰RNA(siRNA),构建其短发夹RNA(shRNA)重组慢病毒表达载体,并进行测序鉴定。方法设计并合成人CCL20基因特异性的DNA寡核苷酸,连接到经SpeⅠ和SalⅠ双酶切线性化的pHSER dsRNA GFP SIN质粒上,转化大肠杆菌DH5α感受态细胞,筛选阳性菌落、扩增后提取质粒,进行DNA测序鉴定。结果将合成的两对人CCL20基因特异性DNA寡核苷酸序列退火后,分别克隆到线性化的pHSER dsRNA GFP SIN载体质粒上。在氨苄青霉素培养基条件下,筛选出相应的阳性菌落,经DNA测序鉴定确实为所需序列。结论构建成功了2对人CCL20基因特异性shRNA重组慢病毒表达载体,可进一步用于干扰CCL20基因的mRNA转录,从而为制备CCL20基因表达抑制型的人角朊干细胞奠定基础。

免疫磁珠分选人角朊干细胞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索人角朊干细胞(keratinocyte stem cells,KSCs)的免疫磁珠分选(Magnetic Activated Cell Sorting,MACS)的方法。方法:从人包皮组织获得角朊细胞悬液,然后利用人角朊干细胞表面CD49f(整合素α6)和CD71的表达情况(CD49fbriCD71dim)通过MACS法将KSCs分选出来,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其荧光标记情况,同时将分选所得的CD49fbriCD71dim细胞进行体外无血清培养,观察其形态及克隆形成。结果:人角朊细胞经MACS法分选后所得的CD49fbriCD71dim细胞比率可达12．02(±6．92)%。CD49fbriCD71dim细胞经培养可见细胞为典型的上皮样特征,呈铺路石样形态,高核浆比例,细胞紧密排列,轮廓清楚,折光性好,并可在5-7天左右形成全克隆,符合KSCs的特点。结论:研究表明MACS分选法可以得到较高比例的人角朊干细胞,并能进行后续培养研究,其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人角朊干细胞的分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