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持续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而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第3—4季度开始出现,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取决于以上七大周期的调整情况,其决定着本轮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我们必须对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问题进行高度关注,并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5年中期)报告--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并存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各类数据超预期回落中步入新常态的艰难期。从短期来看,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外贸回升、房地产投资触底以及消费小幅回暖的作用下于第3季度触底,第4季度小幅回升。但从周期角度来看,2015年不是本轮"不对称的W型"周期调整的第二个底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了2016年中期才能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针对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的10大新特征和4大风险,本报告认为,鉴于新常态步入到攻坚期,很多宏观指标发生变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无论从基本哲学、理论基础、框架体系、总体定位以及工具选择都需要全面重新梳理。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17年预测

2016年经济呈现出短期底部企稳与泡沫聚集的特点。在潜在增长平台下移、周期性、结构性以及趋势性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而底部运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程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新产业新动能培育、房地产周期调整、政治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对潜在风险的化解与对策等多种因素。与此同时,在"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下,我国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债务水平已经积累至相当程度,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突出,尤其是广义政府债务水平超出国际警戒线。而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本质上大多与债务风险密切相关。比如资产泡沫的聚集,实际上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中投放的大量货币在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的伺机流动。债务风险有可能是引发中国经济爆发危机的关键点。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具备防范危机的实力,但是对于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因素必须重视。一方面,树立正确的危机观,不惧怕危机,建立危机应急机制。另一方面,在债务风险演变至债务危机前,防患于未然,建立风险缓释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注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1.要不断深化对于＂新常态＂内涵的理解,不能将新常态沦为新的教条和庸政懒政的借口。要避免在趋势面前过度悲观,在世界经济大周期面前过分能动,在大改革面前过于理想。2.要充分重视＂萨伊定律的逆否命题＂在当今中国的指导意义。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新常态＂依然是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叠加的产物，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中长期趋势性变化在本质上是短期行动和变化的累积产物，“持续的需求不足将自动带来中长期供给和潜在产出水平的下滑（萨伊定律逆否命题）。”

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刺激"效果下降,而"强刺激"带来了严重后遗症,导致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是政策框架在整体上出了问题。重构我国宏观政策框架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短期应对不断加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2)中期应对结构调整的负面冲击;(3)长期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调控模式。重构政策框架的原则性要求包括:(1)宏观经济及金融的稳定性与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显性目标;(2)财政政策主要指向结构调整期的短期阵痛,货币政策指向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性;(3)宏观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在具体策略上可以选择国债市场作为突破口,通过改变国债发行规模和方式,推动国债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以此拓展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开放程度。

进入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关键期的中国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造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创新型国家,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笔者认为,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是当前构建创新型国家最为突出、最为核心的问题。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既是中国壮大新动能和塑造新结构的核心途径,也是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关键钥匙,又是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结构性变化趋势的决定性因素,更是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GDP增速维持在6%~8%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因素。但是,当前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尚未全面有效形成,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正处于极为重要的爬坡期,处于全面推进"大破大立"式机制体制改革的临界点。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所普遍存在的程度不等的认知偏差和操作误区现象,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和障碍爆发、导致众多变异行为和扭曲效应的总根源。在着重分析、重新认识并协调好政府和企业、国有和民营以及产业政策和市场公平竞争这三大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重点改革方向以及具体政策建议。

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人口红利消失、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赶超空间收窄,导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持续下滑。我国需要从模仿赶超阶段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型,提升潜在增长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是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改革需要再次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将以技术模仿为动力的赶超型模式转变为促进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同时,为了创造稳定的改革环境,需要在长短期平衡中考虑短期政策,短期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未来改革的需要。

控风险与稳增长挤压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当前"名稳实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宏观经济现状,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亟待调整。过高的债务率所导致的债务—紧缩效应以及目前市场上所采取的"杠杆率硬着陆"的方式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还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传导困境。金融市场上财务软约束、刚性兑付现象大量存在,抬高了无风险利率,而且导致市场丧失风险定价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取向：市场驱动与激励相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并已跨工业化中期阶段。然而,在各种市场内生驱动角力、外部环境变迁和政策扭曲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产业间、区域间存在的不协调以及各产业内部的若干矛盾和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特别是在工业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比重过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产业低度化问题明显。从产业结构的生成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寻找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及问题的内生驱动和扭曲因素以实现二者的兼容,才是合理确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基础与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