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

本文通过一个附加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效应转换。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部分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递减、"垂直效应"显现。本文基本结论是,因为劳动力供给中"水平效应"的收益递减特性,中国的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必须转到以知识、技能等人力素质提高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

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

本报告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是通过一个政府福利模型而得。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从动员性扩张向市场配置的转变

本报告在回顾中国金融体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干中学的信用扩张模型,结合开放经济中平衡信贷规模扩张与通货膨胀机制的探讨,揭示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金融政策的特定制度安排。本报告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解释中国转轨时期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同时指出该制度作用下所存在的成本和风险,并提出从动员型金融向市场配置型金融转型的相应对策。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

本文尝试从国际的、省际的分析以及动态的视角来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宏观调控。文章首先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进行国际比较,突出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接下来,通过省际分析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最后是对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展望,指出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可概括为:1)把握宏观调控的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2)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3)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4)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中国低价工业化时期即将结束,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的背景下,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和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对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基本结论是,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住房成本对服务竞争力产生了负向效应。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减少城市化成本的过快上升,转变城市化模式,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

本文通过历史回顾与文献考察总结出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货币霸权视角建立起失衡与危机的数理模型,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文章进而分析了危机冲击与政策反应模式,重点探讨了中国经济复苏的条件。通过国际比较,我们认为,大萧条的教训之一是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过度干预,而经济体的充分弹性(即灵活的市场机制)则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

后危机时代的最大特点,就全球范围而言,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这意味着世界各国都要调整结构,特别是增长动力结构,以适应再平衡的需要和保证增长步入正轨;就中国而言,则有着更为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除了转变发展方式中所强调的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这三块内容,还有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结构、体制结构等等。由此,结构调整将是后危机时代全球宏观调控的方向,也是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主线。

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

本文在充分考察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国际利率的影响以及价格扭曲效应为外部冲击所放大等典型化事实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VAR模型对外部冲击影响国内通胀进行了经验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通胀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调整要素价格抑制投资需求膨胀,以及提高汇率机制弹性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并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将是治理中国通胀的根本途径。

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

本文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机制的一种新的理解。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上升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以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为本质特征的增长失衡。本文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有关的政府责任切入,指出当前中国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在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起基本的责任,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转型,增加社会性支出的比重,改善民生状况,纠正增长失衡;并通过社会性支出的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增长路径的转变,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干中学、低成本竞争和增长路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已经成为了共识,但大多数分析限于宏观分析,缺少对微观行为的机理讨论。本文从分析“干中学”的演进机制入手,得出了赶超型的供给曲线,然后针对“干中学”引起的套利型一哄而起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加以探讨,从理论和典型事实上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演进机制和技术要素组合方式,最后提出了通过供给政策和深化市场改革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