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2019年德国城市更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策略

二战以后,德国的城市更新在城市重建和城市再开发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60年代以来在住房建设、历史文物保护与开发、社区发展、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实践和系统性理论构建。本文首先从制度建设、实践策略、资金、治理和公众参与等不同维度,梳理和分析1960—2019年德国城市更新的四个发展阶段,并且以柏林为例进行具体阐释;其次重点分析了德国城市更新体系中最为关键的更新资金和规划工具,并以柏林施潘道郊区的社区谨慎更新为例介绍了相关工具和谨慎更新策略在具体项目中的应用;最后从制度建设、公共资金、规划工具和空间策略四个方面总结了德国经验,探讨了对我国微更新转型语境下城市更新的制度优化与实践路径探索的借鉴意义。

国家资助引导下的德国城市更新

文章探讨了德国通过设立国家资助来推动城市更新的具体做法及其启示。尽管德国的政治体制是联邦制,主要事务由各州自行决定,但是在城市更新领域,联邦政府通过近50年的国家资助项目,在全国范围的城市更新实践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城市更新成功维护了城市的良好景观,为住区更新和建筑改造提供了系统的资金支持,被认为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财政上,城市更新计划采用三级政府(联邦、州、地方)共同出资的模式,通常每级政府筹集三分之一的资金。地方政府确定存在城市问题并需要改造的地段,申请将其纳入年度更新资助计划。各州根据规定的标准选择资助地段,具体更新措施包括物质空间改造升级和社会治理措施等。成功的城市更新计划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各级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为资助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第二,长期稳定的国家资金是改善老旧城区的关键因素,因其刺激了私人投资来进行单体改造;第三,联邦政府扮演着超越地方权力的重要角色,负责组织全国范围的城市更新实践。

从“谨慎的城市再生”到“社会融合性城市”:社会福利政策下的德国城市更新

引言:新自由主义对欧洲城市更新政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建设政策发生了转变,其背景是从英国和美国开始的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倡导私营部门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鼓励对国家福利政策进行削弱,从而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Keil^(1)所评论的,新自由主义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即“推倒(福利政策和福特主义的妥协政策)和建立(更少的国家干预和更多的市场导向的资本积累形式)”。新自由主义被认为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地所接受,并在多个政策领域越来越占优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