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背景下互动新闻的兴起与未来——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

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分析互动新闻作为一个新闻子专业融合与发展。研究发现,计算机技术与代码思维等非人类行动者与互动新闻记者等人类行动者之间形成了有机的行动者网络,并成功融入整体的新闻创新行动者网络中。技术是驱动互动新闻和核心,需警惕一味追求技术的诸多伦理风险,为公共利益服务才是应有之义,以人为本才能走向未来。

框架理论视角下合肥“科技创新”城市形象建构研究——以《人民日报》2017-2021年报道为例

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基础,选取《人民日报》近五年来有关合肥“科技创新”城市形象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报道框架、图式结构、文本词汇的分析与统计,探究《人民日报》在形塑合肥科创形象时所构建的高、中、低层次框架及成因。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在建构城市形象时做到了精准把握传播核心,紧贴城市发展脉搏;官方信息与民间声音并举,淡化宣传色彩;采用多说法传递信息,实施针对性传播策略,进而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传学”简史:“中国传”研究之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重估

在传播学引入中国的早期阶段,与“交通”、“沟通”及“传播”等术语一样,“传”及“传学”也是对译“communication”的重要话语概念。这一话语概念最早由余也鲁先生倡导,他试图将“传”提升到与中国人“衣食住行”同等重要的地位。“传”是中国古代汉语中传播概念的集中代表,它不仅有传递、传播等动词意义,其含义还涵盖了与传播有关的名物,如传说、书传、传记、驿站等。余也鲁先生倡导的“传”及“传学”研究旨在对接中国传统文化,将施拉姆开创的“communication”研究本土化,这一努力开创了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先河,也是早期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宝贵探索。尽管在后续的话语竞争中,“传学”话语影响力逐渐减弱,但用“传学”来对译“communication”仍有其积极意义。它不仅彰显了传播研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也对后续的华夏传播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今,在社会科学界倡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下,重新梳理和审视早期传播学术史中的“传学”话语及其兴衰演变历程,能够深化我们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意义、路径与前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