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唐宋以后佛教的特点

佛教创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和发展,到了隋唐以后,已基本上挣脱了印度佛学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后,它既有别于印度的佛教,又不同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而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论佛教的气“顿悟”

佛是佛陀的略称,意译为觉者或智者。觉又包含有觉察、觉悟之义,故通常称佛是觉悟的意思。中国的佛教,从汉魏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从不同学派到各个宗派,虽然在许多看法上有分歧,但都很重视“悟”。其中,尤以竺道生,特别是禅宗的“顿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然而,学术界对于“顿悟”的思想,过去往往贬辞甚多,诸如把“顿悟”仅仅说成是一种宗教出世主义的口号,是什么神秘主义的修养方法,等等。

佛法与名教关系的演变

佛教能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能成为中国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的。而佛法与名教关系的妥善处理,则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史,集中体现了这一外来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曲折前进的历程。它在两者如何结合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经验。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正确借鉴与吸取其他外来思想、文化、科学和技术,将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一在我国历史上,维护等级制与宗法制的忠、孝等道德观念,在殷周奴隶社会即已产生。到了春秋时期,已开始系统化。但是,在当时诸侯割据的历史条件下,忠君孝亲还没有形成片面的义务,直到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即将出现,地主阶级思想家才开始强调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服从的必要性。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

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的变革

佛教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之一。它从公元前六世纪诞生以来,之所以能历二千余年而不衰,固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它通过自身的不断变革,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形态的需要,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后来通称为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释迦牟尼在世和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教团生活还是对佛教根本教义的理解上,尚未发生过重大的分歧。这在佛教史上被称为“和合一味”的时期。但是,到他逝世百年之后,佛教教团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几经分化,逐渐形成了所谓十八部或二十部。其中,主要代表是两大派:一派为大众部,以青年党徒为主,其思想比较激进;

朱元璋与佛教

朱元璋青年时代在皇觉寺当过和尚,做了皇帝之后,虽然对自己早年的经历有所忌讳,但对佛教仍有崇敬之情。他曾经下诏征集东南的戒德名僧,在南京蒋山大开法会,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向佛菩萨顶礼膜拜。他在提倡儒家思想的同时,还下诏令天下僧并读《楞伽经》,使其与《金刚经》、《心经》一起,作为化导群生、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武器。他虽然强调要对“造愆而犯宪”的和尚予以惩罚。

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

“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出的著名的哲学命题。他一再提醒人们:“有一件事要诸君留心的,是本总理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

佛教的理事说与朱熹的理气观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虽然早已提到“理”这一概念,但把“理”与“事”这对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系统阐发的,当推隋唐佛学。到了宋朝,理事说又衍变为程朱的理气观。两者的具体关系如何,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朱熹确实深受佛学的影响,但他又是以反佛的面目出现的。把朱熹看成与佛教徒没有多大差别,未免过于武断;如果说朱熹对佛教绝对地排斥,当然也不符合事实。他对佛教既有批评,也有吸取,特别是对其所谓“理事说”,可算是作了一个“扬弃”的过程。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切唯心主义者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认识中寻找真理的标准,这是完全错误的。旧唯物主义者一般地以是否符合客观事物作为真理的标准。但是由于他们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所以也不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对于总结思维发展规律,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更好地理解和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