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恶”与现代人的“不思想”——阿伦特伦理思想研究之一

阿伦特指出了"恶的平庸性"与西方道德思想传统的冲撞,揭示了这一传统回避人类恶的困境。他通过对艾希曼这个典型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恶"与现代人"不思想"的直接联系,因为艾希曼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愚蠢、邪恶或者施虐本性,而是"不能思想"。"不能思想"导致了一个普通的人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如此思想便是使人不作恶的条件,思想的破坏性会对判断能力产生解放的效应。判断能够实现思想并使思想在表象世界中彰显。

“双高计划”背景下“Web前端设计”课程设计与实践

文章以“双高计划”课程建设为背景,对课程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从课程资源、学情分析、教学策略、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五个方面对本课程进行改革探索和实践。深度采用案例探索模式,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授课水平;邀请企业专家合作编写教材,使教材内容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相契合;并建立以实践应用能力为导向的课程考核体系,改变课堂上重理论、轻实践的学习现状。

政治、意见与真理——以汉娜·阿伦特的柏拉图解释为中心的考察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是从哲学的逻辑模式来理解政治的存在条件,其最大问题在于它对政治的偏见和敌视。该传统的创立者柏拉图的哲学中呈现出这种偏见。柏拉图是根据哲学家对城邦的态度来描述真理与意见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他那里表现为把一个绝对的标准引入人类事务领域来作为行动的尺度,也就是用制作来取代行动,从而导致了对人的复数性这个政治本质特征的抹杀。阿伦特要寻求的是一种属于政治世界而不是外在于政治世界的真理,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政治的复数性条件,这就是以视角的复数性向我们显现的意见。

汉娜·阿伦特与伦理学问题

不管德国哲学的理论多么抽象、行文多么艰涩，在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因此，对于德国哲人来说，哲学从来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玄想，而是对人类问题的忧患之思。1964年，阿伦特在接受高斯（Giinter Gaus）访谈时曾说：“一切思想都是一种事后的思想（afterthought），

汉娜·阿伦特论“拥有权利的权利”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尽管并未系统地阐释一种关于人权的理论，但是人权思想构成了阿伦特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她提出的“拥有权利的权利”（theright to have rights）这个概念。佩格·伯明翰（Peg Birmingham）在她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这个概念做了这样的评论：“汉娜·阿伦特对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她的众所周知的、经常被引用的拥有权利的权利这个概念。……尽管她的拥有权利的权利的概念仍然是她的著作中最少被理解的方面。”本文试图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经济伦理在资本的时代如何可能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资本时代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私人利益压倒公共事务,公善为资本让路;第二,资本要求无止境地普遍化和理性化。当这两个特征走向极致时,就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换言之,资本的逻辑没有它看似所具有的合理性、神圣性和正当性。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既然资本的逻辑本身没有它的正当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跳出资本自身的逻辑来寻求某种非资本的逻辑,从而重新引导我们对经济伦理的思考,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经济伦理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汉娜·阿伦特与《判断力批判》重构

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包含着“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因为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基于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力的考察。阿伦特在康德的鉴赏判断中发现了判断的这种自主性能力,即在缺乏概念和规则同时又不放弃某种普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来判断特殊物的能力。判断不仅是在与共通感同源的共同世界中发生的,而且与“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种扩展的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判断的必然性是一种通过想象力而成为可能的示范性的有效性。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重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断的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