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郎君再考述

契丹人进入汉地建立政权后,在逐步接受华夏先进文明的同时,政治制度保留了鲜明的游牧文明特色,贵族子弟的选官方式即是典型的例子。有辽一朝,对汉人普遍采取科举取士,契丹宗戚子弟则通过候补郎君、在皇帝身边担任侍从侍卫换取入仕资格。文章重新讨论了学界对本班郎君等关键概念的传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前人未涉及的辽朝郎君入仕后的具体迁转路径做了初步探讨,论证其入仕的最初资序为本班郎君,以及比本班郎君较高一级的祗候、牌印、御盏郎君三者之关系。

金代郎君考

金朝占领辽燕云地区后,于天会初年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之后,整个金代,科举取士一直实行不辍。但是,纵观金代整个官僚体系的构成,科举出身者并非多数,一部分女真族宗戚子弟通过候补郎君、在皇帝身边担任侍从侍卫,换取入仕资格。目前,学界对这一郎君群体的关注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检讨了学界对金代作为入仕途径的郎君的构成与职事的传统认识,关注郎君由辽至金的发展变化及其作为宫廷侍从侍卫人员的共性,进而通过对辽金的宗室管理问题的初步探讨,加深对北方民族具有鲜明特色的“家天下”政治形态的理解。

辽“本班郎君”非本部族之郎君考辨

不同于中原王朝传统选官方式,契丹宗戚子弟通过候补郎君在宫中担任侍从侍卫,换取入仕资格。辽代具有起家资格之郎君除牌印、御盏、祗候郎君外,《辽史·百官志》＂北面著帐官＂条下同牌印、御盏等局并列,有＂本班局＂,下设＂本班郎君＂（1）。贵族子弟萧阳阿、耶律仆里笃、耶律适禄、耶律斡特剌、耶律棠古皆补本班郎君入仕（2）。学者推测本班郎君很可能是隶属于诸部落、族帐和院本部的郎君（3）,实际并非如此。

国家博物馆藏金代人物纹饰铜镜

金代人物纹饰镜在师承唐宋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开拓和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金代人物纹饰镜形制多样、图案丰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结合考古出土货料和传世品,对馆藏金代人物纹饰镜作初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铸造特点、纹饰内容和布局等方面的艺术特征。

平凡的精致 中国国家博物馆宋代石刻艺术展

国家博物馆在馆内公共空间展出了一批征集自四川宋墓的石刻精品,内容丰富,主题人物采用减地浮雕的方法雕刻在长方形的石板上,高约130至180、宽约40-50、厚约15-20厘米。这批石刻为鉴赏和研究宋代雕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观者不仅能从中领略到四川地区宋代石刻独特的艺术魅力,更能了解两宋时期丰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宋代官方政令明确禁止使用石墓室,中原地区因遵循这一葬制而极少石室墓,大幅的墓室石雕更是罕见。

回归生活 融入当代——“记住乡愁”“到民间去”的策展路径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的土壤,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摇篮,也是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传统乡村生活中,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壮丽史诗。植根于乡村生活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千百年来生存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传统与当代之间血脉传承的精神纽带。然而,20世纪最后20年的社会发展给民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城市化改变了中国传统民艺内在自生的逻辑;另一方面,工业化进一步摧毁了人们对于手工造物的需求。民艺从一个与生活循环相生的有机系统走向一个标本化的无机形态。

天工开物——中国国家博物馆“科技的力量展”

中国在古代就是一个发明创造的国度,培根、伏尔泰和马克思等思想家高度评价过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中国伟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创造远不止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等"四大发明"。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摸索、思考、总结,不断积累知识、总结经验,最先栽培了水稻、粟等粮食作物,发明了丝绸、瓷器等,这些伟大的技艺发明,不仅同我国古代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密切相关。

简析中国古代瓷制花器的器形——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为例

中国花器艺术始于魏晋时期的佛事供奉,到宋代普及至一般文人雅士,深入到寻常百姓家,成为吴自牧《梦粱录》所说的宋人“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之一。瓷器在中国古代花器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花瓶样态丰富,高矮梅瓶、胆瓶、长颈花瓶以及仿古类花瓶是宋代瓷制花瓶的主要瓶式。元明以后,适合栽种花卉的各式花盆开始流行。

孚尹流光——“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中的红山玉器

2014年6月,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周边接连发生多起遗址地下文物遭盗掘案件。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挂牌督办,朝阳市公安机关历时一年,辗转7省区10市,成功破获该案,打掉文物犯罪团伙1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40名,追缴涉案玉器、瓷器等珍贵文物2069件,其中一级文物250件。

《避戎夜话》佚文辑校述论

石茂良所撰《避戎夜话》记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兵攻陷汴京的史实,成书后一直以抄本流传,直到明嘉靖年间方有刻本。《三朝北盟会编》时引《避戎夜话》,且多为今世传本所未备,故不揣简陋,特为辑录。石茂良作为战争亲历者,在此书中详细记载了宋金交战的场面,可补正史所未备。同时书中还集中展示了火药兵器在实战中的使用情况,交战双方的战术阵法、武备情况,以及当时流传的诗歌和时谚,为研究宋金时期科技史、军事史、文学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献数据。

辽朝郎君考述

郎君,契丹语作'舍利',这一词汇在辽代不仅用作广泛意义上的尊称,而且契丹贵族子弟入仕前候补的祗候、牌印、御盏郎君等,在北方民族特色鲜明的选官方式下,皆具有了'入仕之途'的特殊含义。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辽金史料的全面分析,对辽朝的郎君名号、作为起家之选和迁转阶梯的郎君名目做了系统的梳理,并以此为切入点,对辽代贵族子弟的选官方式及北方民族政权'家天下'的政治特色做了初步探讨。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