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的“情感叙事学”

关于情感与故事结构的研究,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现代叙事学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美国叙事学家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将情感科学与叙事研究相结合,提出了“情感叙事学”,尝试建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叙事理论。从其理论背景、研究范畴和主要特征来看,情感叙事学不仅有望成为当代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还有助于拓展文学与认知研究的理论空间。

“移常”的建构性: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乡土记忆

与19世纪英国新兴的乡土小说不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虽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却没有用一个永远无法回归的世外桃源来对照现代社会或城市文明的"邪恶",而是强调乡土记忆能够滋养侨居者的心灵和道德,使其在离乡后仍能在时间和地点上与过去相系,保持自我的延续。这种乡土记忆体现了侨易学中的"移常"概念,是侨移者在经历"移变"或"移交"时建构身份、界定自我的一种调整策略,具有在"变"中寻"常"的建构功能;而这种记忆通常又是对早年乡土生活的主动"回忆",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意识的回归,体现了一种建构性。这种在侨移中建构起来的、具有建构功能的"常",也是乔治·艾略特探索的应对现代流动社会的策略。

狄更斯写吃喝的伦理诉求

吃喝是人的基本需求，人们对吃喝的态度也在变化中，但在小说世界中的吃喝背后，常含有耐人寻味的伦理思考。狄更斯为什么热衷于写吃喝？这既涉及到狄更斯的个人经历和时代风习，也暗含着对当时冷漠的社会风气的批判，对济贫法和政治经济学背后的伦理取向的讽刺，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吉姆爷》的叙述: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双声

《吉姆爷》中主要叙述者马洛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他对主人公的态度 ,导致了他叙述话语中的双声 ,即悲剧性的同情肯定和喜剧性的讽刺否定。

《黑暗的心》中的幽闭空间与风景的“再发现”

风景在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并不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但在马洛非洲之行的最后一段旅程中,热带丛林风景构成的幽闭空间却对视觉形成了明显的挑战。马洛不断受挫的观景体验,既抵制了制图学对非洲大地的“绝对”控制,凸显了非洲丛林风景的崇高感,也颠覆了欧洲以透视法为基础的风景再现方式。马洛在观看非洲风景时,放弃了鸟瞰的方式,采用了甲虫的视角。这种有限的视角反而使他摆脱了认知层面的幽闭空间,从非洲丛林的“黑暗”中感受到了崇高的意味。马洛对非洲风景的这种“再发现”,不仅有助于重估小说中与殖民和帝国相关的话题,也有助于反思现代人的风景观看方式。

短篇小说《人民的首领》中的对话分析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本文主要是通过运用语用学中的一系列原则对他的短篇小说之一———《人民的首领》一文中的主要对话场景进行分析 。

风景

英语中的landscape (风景)最初指一个地方或一块土地;在文艺复兴时期词义发生了变化,开始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从“地方”到“景色”的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经由文化编码的再现过程,还将同一片土地分裂成了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导致了地方与其再现的分离,也凸显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风景研究开始反思风景概念的形成和嬗变,关注风景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栖息地的关系,并借助中国的山水思想来弥补西方风景概念的局限。这些反思的意义在于,风景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和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关乎我们如何塑造这个世界。

乔治·艾略特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责任观念

责任是19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社会上虽有重责任之风,却也不乏虚伪的责任话语。乔治.艾略特将责任视为挽救社会分裂的力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一种极有代表性的思想。对责任观念的思考贯穿在她的小说之中,通常还会卷入小说的中心冲突中,体现在人物的内心挣扎和选择上;她对"邻人"、"家"、"社会"、"情感"等概念的认识也体现了她的责任观;她在作品中很少"谈"责任,却通过人物和情节对责任观念进行阐释,与当时流行的责任话语形成了对照,这与她个人的信仰历程以及对作家责任的认识不无关系。

作为“远方”的风景:罗斯金与湖区铁路

在"如画"美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英格兰北部湖区成了十九世纪英国"诗与远方"的代表。约翰·罗斯金生于伦敦,多次北上游览湖区,晚年也选择定居湖区,可以说,湖区是他风景思想的起点和终点。罗斯金反对铁路进入湖区,不仅因为铁路会破坏风景,还因为铁路会改变风景的观看方式,是对美和审美的双重破坏。铁路在把乡村同化为城市的同时,也把旅客异化为"包裹",加剧了现代生活的机械化倾向及其对心灵的奴役。罗斯金关于湖区铁路的言论不仅重新定义了风景,强调了风景的功用,还体现了他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忧虑。他眼中的"风景"不仅仅是自然风光,还是一种带有光晕的"远方"。它不必是地理上的远方,但一定是与工业和城市相抗衡的空间,能为祛魅了的现代生活"复魅"。

《罗慕拉》:出走的重复与责任概念的重建

“出走”是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特别是后期小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情节,而“责任”则是她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词。处于她前后期小说分水岭上的《罗慕拉》,整个叙事便是建构在主人公罗慕拉的两次出走之上,集中体现了“出走”与“责任”之间的冲突。罗慕拉的两次出走,是对责任概念的两次质疑,也是两次重建,同时,罗慕拉对责任概念的反思,也是一个隐喻,映照出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忧思。

卡莱尔的文人英雄与文化偏至

在19世纪英国,"文人"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托马斯·卡莱尔将文人视为"英雄",并称之为"现代最重要的人物",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信仰危机和文化偏至而构想出的一种文人范型。他认为文人应该打破机械思维设置的牢笼,开创新时代的"方言",涤荡遍布英国的"空话",守护文字和人类存在的精神维度。

卡莱尔的“社会理念”

托马斯·卡莱尔认为"社会"一词与它所表征的外在世界、它所指的概念出现了脱节,试图重新诠释"社会"并纠正人们认知社会的方式。他提出的"社会理念"强调了维系现代社会所需的伦理和精神纽带,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并阐述了社会发展的模式。

“心之晦暗”:罗斯金《现代画家》中的风景与忧郁

忧郁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还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主题,但到维多利亚时代似乎被忽略了。这一时段正是从忧郁向抑郁过渡的阶段,约翰·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中提出“心之晦暗”的说法便旨在描述在此阶段一种情感乏力的抑郁心境。罗斯金关注的不是作为疾病的抑郁症,而是扎根在现代心灵中的抑郁状态,因此《现代画家》省思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如何让现代人摆脱抑郁心境。在罗斯金看来,风景能够为观者提供情感教育的空间,有助于现代人摆脱抑郁,并在日渐严重的空间异化中重获自我与世界的亲密感。

原富：罗斯金的词语系谱学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财富"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文人话语和日常语言中的热词。约翰·罗斯金对该词背后所含的价值取向深感忧虑,他在1860年代写下大量文字重诠财富概念,锋镝指向推究"国民财富性质及其原因"的政治经济学,旨在借助"词语系谱学"重建权威知识话语,挽救世道人心。这番"原富"既反映了文人在变革年代的词语焦虑,也反映了经济学在寻求学科地位过程中因"去道德化"而引起的诸多问题。

“再见了,古老的英格兰”:《英格兰中部》与后脱欧时代英国的排外情绪

历时三年多的"脱欧"运动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动荡和焦虑,也影响了英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以脱欧为主题或背景的小说。这些小说关注的焦点不是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而是英国社会内部的分裂状态。相较于阿莉·史密斯的《秋》和安东尼·卡特赖特的《运河》,乔纳森·科的《英格兰中部》不仅全景式地再现了英国脱欧的前因后果,还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英国民众的情感状况。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敌意和仇恨已经成了英国后脱欧时代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并没有随着脱欧成为"过去式"而消失。《英格兰中部》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英国社会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宽容,任由戾气肆虐。从这个意义说,它并不仅仅是一部"脱欧小说"。

巴别塔下: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

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是指词语引起的焦虑或不安,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说法。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现代化"过程,面对前所未有的变革,文人在思考道德时,意识到了彼此之间在理念、概念和词语上的分歧并不断论争,导致了思想和话语层面众声喧哗的状态。他们对词语的无序状态可能造成的危害深感不安。这种焦虑不仅出现在用词语思考和写作的时候,还出现在对词语本身进行反思的时候。本文旨在探讨这种焦虑的表现和原因,指出文人重构意义体系的尝试也是转型时期抵制种种焦虑并重构道德的手段。

《1858年伦敦酷暑》:微观史学视域下的文学史

英国学者罗斯玛丽·阿什顿长年从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撰写了多部作家传记和思想史著作,近年来转向微观史学研究。她的新著《1858年伦敦酷暑》用四个月的时间跨度,描述了狄更斯等作家生平创作中常被忽略的方面,呈现了次要作家、作品或文类在当时文学生态中的重要性,深入挖掘了文学、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联,非但没有使文学与历史"碎片化",还使微观视域下的文学史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

文学交流史中的侨易语境

葛桂录先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以下简称《中英卷》)洋洋洒洒六十余万字,梳理了自13世纪以来八百多年的中英文学交流史,在陈受颐、方重、范存忠、钱锺书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读来很受教益.作者史海钩沉,爬罗剔抉,编织了一张经纬相错的网.如果把时间看成一条横轴,中英文学分居上下,两者交流中的事件、人物、作品、意象、观念等要素便交叉成网.使这张网图案清晰,纹理细密,已相当不易,但更难的是把握网格中的空气,也就是文学交流史的语境.它不仅凸显了网中的点和线,也考验着网的弹性.

“乔治·艾略特与帝国”的冷分析——南希·亨利对艾略特的解读

乔治·艾略特素以描绘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英国城乡生活著称，在她的小说中并没有对帝国的异域场景的直接描写和评论。在后殖民批评的热潮中，她虽处“边缘”，却也着实被“烹煮”了一番，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言过其实之处。南希·亨利的《乔治·艾略特与英帝国》(2002)便中肯地分析了艾略特与帝国的关系，对后殖民批评在重读维多利亚小说时的某些偏执之论形成一种冷静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