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制约因素及译者策略

文学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语言层面上对比两个文本的传统做法并不能揭示这一复杂过程。本文提出 ,应该分析制约文学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方面的因素 ,以及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对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的地位和读者审美期待的定位。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译文 。

谈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建构——以畅销书《狼图腾》为例

李永东等认为，如果“走出去”被简单地认为是被西方世界认可。或纯粹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中国作家是否会因为迎合国际仲裁者的审美口味，逐渐放弃其主体性追求，从而使本国的文学渐渐失去宝贵的主体性。这种质疑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也同样适用。

话语的力量——析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译文对原文的颠覆

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的产生在每个社会都受到控制,并且是经过选择的,不符合主流话语的文本会被排除在外,无权参与话语的流通。因此,为了使自己的言说能被接受,言说者只能服从主流话语。就译者而言,对于译文的改变并非总是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有时是对主流话语的无奈妥协。分析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及其译文,指出张爱玲操纵反抗殖民主义的原文,使其变成了对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共谋,以达到她"去他者化"的目的。

多元系统论的适用性分析——以晚清翻译文学为例

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用于解释文学翻译的各种情况。由于晚清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高潮之一,因此可用来验证多元系统论的适用性。但通过对晚清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所处的位置、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分析,笔者发现多元系统论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没有真正把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而且没有对译者这一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分析,因此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晚清翻译小说之文化视角分析

晚清的翻译小说经常因为不忠实于原文而备受批评,但实际上评价翻译作品时,不应只是对原文和译文进行静态和孤立的对比,而是要考虑到译文背后的制约因素,以及译文对译入语社会文化和诗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进而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译文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中国文学翻译现状思考

近年来,中国文学翻译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现状也不容乐观,翻译图书市场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译本。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文章详细分析了译者、出版社、读者以及翻译的地位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必须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才有望改变这种状况。

“Altogether Autumn”两种译文比较

"Altogether Autumn"是一篇借景抒情散文。两文的译者分别是陆谷孙和周仁华。陆谷孙的译文体现出译者的深厚中英文功底;周仁华的译文紧扣原文风格,更忠实原文。两文分别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

流散作家的困境--中英文《赤地之恋》的比较研究

为了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张爱玲在中文版的《赤地之恋》中,大大牺牲了自己的美学追求。整部小说主题非常牵强,情感苍白,语言粗糙,人物面目模糊,结构散乱而缺乏连贯性。在小说的英文版中,张爱玲进行了部分改写,对作品审美予以更多关注,可以说是对中文版本臣服姿态的一种反抗。然而,由于小说的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局部增删并不能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力作。张爱玲这种受制于侨居国主流话语的创作困境并非个案。如何客观地反观故国的人、事和文化,保持作家的主体性,是所有流散作家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西北“花儿”对外译介: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花儿"是西北地区民族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西北之魂"的美誉,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花儿"这一地域特色民歌的译介研究较少。文章从当前"花儿"对外译介的迫切性出发,通过分析其译介困境,提出以宏观政策指导、译者本地化培养和受众迎合策略三方面为发展路径,增强"花儿"的对外译介,使其进一步走出国门。

从功能对等的角度看城市公示语翻译

公示语是一种特殊的应用文。在为人们提供方便和维护城市面貌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吸引着各国人民来华旅游、经商和学习。因此,公示语的翻译也愈加重要。该文以银川市公示语的翻译为例,从功能对等的角度,总结了公示语翻译中的失误,并提出改进意见。

李白诗词英译中的暴力阐释

翻译涉及文化现象时,不可避免使用语言暴力,或柔性或强硬进行语言转换以传达文化内涵。选取许渊冲英译李白诗词,从柔性暴力和强制暴力两方面阐释翻译过程中采取的暴力手段及其效果,一方面解读柔美和强硬冲击下的英译唐诗,另一方面透过许渊冲的翻译观说明翻译暴力之可为。

边缘、对抗与渴望:马来西亚华裔英语作家文化身份构建研究

马来西亚华裔英语作家流散时间久远、创作身份独特,但学界尚未对其展开整体研究。选取林玉玲等六位作家的作品,考察作家与侨居国、西方及祖籍国的关系对其文化身份构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华裔英语作家对侨居国有很深的感情牵绊,也因此激烈地批判侨居国对本族裔的边缘化;他们接受英语教育、用英语创作,但马来西亚的殖民经历又使其有意识地对抗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他们因缺失而产生对中华文化的渴望,而且中华民族文化资本依然可以为其在困境中提供精神支持。穿行于三种文化间使其身份体现出的高度杂糅性,因此,探索流散族裔文化身份时,研究者要看到流散经历带来的变化,也要重视根文化的滋养作用。

华人刻板印象与张爱玲《粉泪》的夭折

从文学技巧的表现与主题的挖掘方面来看,张爱玲的小说《粉泪》都属力作,但由于小说中人物不符合当时美国东方主义话语中可同化的华人刻板印象,因此不被主流话语所接纳。张爱玲对书中角色的批判,并非是其对霸权话语的迎合,而是她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体现了流散作家的能动主体性。

“40-Love”:多模态认知诗学视角

多模态认知诗学是对诸如视觉诗、图文小说等多模态文学语篇的认知诗学研究。通过对视觉诗"40-Love"从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和言语模态三方面进行认知解读,本文分析了多模态隐喻——"婚姻是场网球赛和中年夫妻关系是场临界点比分的网球赛"——的动态构建过程,并用概念隐喻理论及概念整合理论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这不但为基于纯语言模态隐喻研究提出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也说明多模态文学语篇能使读者将视觉、听觉、言语模态与语篇的主旨相联系,并在各个单模态及整合模态与语篇主旨之间建立隐喻映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