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约束下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HLM模型

以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多层模型将企业划分为不同效益类型,依据效益层和企业层的关系,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进行分层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效益层次不同,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也不同;2平均年龄居中和偏大的高管团队,其创新决策不受企业效益的影响,而平均年龄偏小的高管团队,其决策行为受企业效益的约束,创新投入随企业效益的不同而不同;3平均持股偏少和偏多的高管团队,其创新决策不受企业效益的影响,而平均持股比例居中的高管团队,其决策行为受企业效益的约束,创新投入随企业效益的不同而不同。

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及其交互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高管团队对创新行为的认知决定并影响企业创新投入。通过研究信息技术类企业,选取对高管认知影响大的特征变量为自变量,R&D强度为因变量,用方差分析法分析了自变量对创新投入影响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年龄、持股比例和是否两职合一对创新投入影响显著,教育水平影响不显著;是否两职合一与平均年龄、平均持股比例间,平均年龄和平均持股比例间有显著交互作用。企业在聘任高管时应考虑高管特征间的交互作用。

国外CPI偏差的测定方法及启示

CPI偏差是衡量价格指数能否准确度量实际价格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偏差大小是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价格指数编制方法改革的重要依据。文章对国外CPI偏差的测定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我国CPI偏差的测定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

营改增、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现金—负债替代性

"营改增"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收政策,盘活了企业现金流,减轻了企业税负。基于Almeida的经典模型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视角,将所有企业分为融资约束企业和非融资约束企业,定量分析了"营改增"这项宏观政策变化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并将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分析了企业现金持有量与负债之间的替代关系。研究表明,"营改增"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且对融资约束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现金持有量仅与流动负债之间存在替代性,与非流动负债之间不具有替代性,"营改增"会显著降低这种替代性且在融资约束企业中作用更显著。"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可以为税收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参考。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基于分层线性模型(HLM)的检验

"营改增"是我国近年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微观企业的政策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企业的行为特征与其所处地区的市场环境密切相关,文章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将企业嵌入其所处地区的市场环境中,分析"营改增"对不同地区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政策效应,以此发现"营改增"对我国差异性市场化环境下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引导作用。研究表明,"营改增"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且处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受到"营改增"政策的影响程度不同,"营改增"对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降低作用更显著。此研究对于宏观部门进一步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视角的检验

由于增值税具有易于转嫁的性质,企业能获得的"营改增"政策红利程度与其自身税负转嫁能力密切相关。本文首先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阐述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机理,并以供应商议价能力和客户议价能力作为企业税负转嫁能力的衡量指标,通过公式推导分析了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其次基于现金来源与运用的约束,采用系统方程考察了"营改增"的政策效应以及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最后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类型企业的政策效应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改善企业现金持有状况;税负转嫁能力会改变"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政策效应,税负转嫁能力越强,"营改增"政策效应越强;"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及税负转嫁能力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企业中显著;在考虑"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时应综合考虑其他与现金流相关项目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后续宏观政策及时调整和补充提供了有效实证证据和结论。